一

2006年的北京，秋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

我高考失败，身心俱疲。在经历了365天没日没夜的复习以后，我没有进入理想的大学，每天对着天花板发呆，不知该何去何从，拖拖拉拉近一年才终于下定决心，独自一人背着行囊，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那时的我，初出茅庐，心气很高。

开学后，我参加了学校记者团，没多久便因成绩优异获得一个在北京电视台外包影视公司进行寒假实习的机会。实习生的工资并不高，我只能在城北的天通苑社区租了房子，每天6点不到便匆忙起床，步行十分钟去地铁站，再坐四十多分钟地铁到宣武门，公司楼下。

这却是我每天最惬意的时刻。

旁观人潮汹涌的城市，总令我感到无比快乐。天刚刚亮，行色匆匆的人们眼神麻木，提着皮包，竭尽所能地扮演着即将进入高级写字楼的白领。没人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一笔奖金，还是一顿痛批。他们把谨小慎微写在脸上，拥挤的车厢中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

我知道，这些人大多数同我一样，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他们拼搏、迷茫、自命不凡，都想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中分一杯羹，成为那个在梦想召唤下一夜成名的传奇人物。

这没有错。

这本该是年轻应有的色彩，但我偏偏在这个时候遇见了老头儿。

二

老头儿，是我私底下给他取的绰号。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注意那个每天清晨都笔直地站在地铁进站口，发放报纸的老人。准确地说，他是卖报纸的，我能清楚地看到他枯黄的手里扬着几份《北京晨报》或《北京青年报》。他从来不吆喝，而是仰起笑脸，把报纸不容分说地塞进人们手里。

大部分时候，没人伸出手去接。行走中的人们用冷若冰霜的眼神告诉他，不要妄想用这种愚蠢的方式占用他们宝贵的时间。他们唯恐避之而不及。甚至有好几次，我还见过两人擦身而过时产生的强大力道，差点儿把老头儿连同他的报摊儿整个掀翻。

偶尔也有不那么忙碌的几个人，愿意伸出手来接报纸，但他们却往往把老头儿当成地铁站里免费发放《地铁报》的义工。从老头儿身旁掠过的时刻，他们根本看不清他的样貌，更别说从口袋中掏出几块零钱交到他手上。

因此，老头儿根本赚不到什么钱，至少在早晚高峰期是这样。

可他从不失落，依旧每天激情满怀地举着报纸，小跑着跟在前方刚走过的一群乘客身后，被拒绝后又迅速转身，迎向闸机口另一波即将迎面而来的乘客。

每每见到老头儿，我都会劝勉自己：“你看，连他都这么努力，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奋斗？”

从前，我是我们镇上的“学霸”。当年，我以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金奖的荣誉被成都一所重点高中录取时，乡亲们敲锣打鼓护送我出城。年轻妈妈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鸡蛋，仿佛只要我收下鸡蛋就能保偌她们的儿女在今后的学习生涯中所向披靡。

可我却让所有人都失望了。

高考那天，我发挥失常。直到落榜的噩耗传来，我才明白，我跟那些城里的同学终究不一样。没有书念，省城我再也留不下来。

而家乡，我也同样回不去。

那个时候，我的心着实太大，拉不下脸来复读，我执意要去更大的城市。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留在小镇，说哪怕选择一所普通专科院校，以我的聪明才智也一定大有作为。

我不听。

我才十八岁呢，人生还没有展开，便要留守在这个沉闷的小镇吗？我以为凭我的热血、凭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我可以创造无数个奇迹。

三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

不到三个月，我便被沉重的現实生活给击垮了。影视制作公司的工作并不轻松，加班是家常便饭，再加上每天两小时左右的往返时间，我几乎连觉都睡不好。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我的身体产生了一系列亚健康反应。

在北京，我没有朋友，这是最让我痛苦的事情。无论欢喜还是忧伤，没有人与我分享，我就像一头被困于孤岛上的怪兽。我原本以为，我在这座城市可以轻松获得一切，此刻全部成了空想。实习公司也因为我的工作效率低下，把我列入劝退名单。

临近春节，不少同事选择外出度假，特别节目的拍摄工作无人问津。我为了改善自己在公司的窘境，自告奋勇地接下采访任务。

我始终记得，那天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加油，小徐！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随后，他关掉了走廊所有的灯。

同事都走了，留下一个空荡荡的演播室。我知道，这档节目会在除夕夜的零点黄金时段播出，但同时春晚会吸引所有人眼球，所以只要节目不开天窗，主任便觉得万事大吉。

特别节目以“家”为主题。

不知为什么，一看见这个字，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便是老头儿——那个在地铁站中奔走，毫无存在感，也没什么收获的老头儿。在我有生之年里第一个不能回家和父母团聚的春节，我把他默认为是我的同类，我们都在这个城市中无依无靠，身如浮萍。

我决定采访他。

晚上，我仔细写下大纲。第二天一早，我准时出现在他平日里常出没的那个地铁口。

天还没亮，老头儿也还没到。

这倒是第一次给了我打量这座城市沉睡模样的契机。这一刻，北京的地铁站里还没有那么多斗志高昂的青年。售票厅、安检处、手扶梯……都保持着安静的模样。我想起老头儿，于我，他早已成为这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一会儿，只见他提着一把小折叠椅和一袋小馒头出现。他看见我，先是一惊，然后便整理起他的小摊儿。

“大爷。”我走上前去，唤他一声。

“眼熟，眼熟。”他一边整理小摊儿，一边低喃，“容我想想。”

“大爷，您不认识我。不过，我可认识您，我每天都在这个站下车，已经把您当成熟人了。”我微微一笑。

“眼熟。”他抬起眼来看我，同时打开小折叠椅坐下，“只要是天天从这里进出的年轻人，我看着都眼熟。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大爷。”我掏出采访提纲，“我是电视台的记者，要做一期特别节目，有几个话题想请您谈谈看法。”

“你说。”老头儿点点头，拆开袋子吃起馒头。

“快到春节了，您打算怎么过呢？要回家探亲么？”我问。

“回家？回哪个家？这里就是我家。”老头儿不紧不慢地说。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他居然是北京人，在我印象中，北京本地的老人家不都衣着光鲜，领着退休金，每天晨练、遛狗和养鸟吗？

“说来也巧，我们算同行。”他接着说下去，“年轻的时候，我是新华社的战地记者，胸怀新闻梦，一心想在前线干出一番事业……”

七十年代末，年轻气盛的老头儿跟随一班志同道合的同事奔赴越南战场。战场的条件颇为艰苦，有时为抓拍一张照片，他们必须亲身深入前线。

“那该是整个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枪战。”老头儿说。也许是受到理想的感召，趁着黑夜，他竟自作主张，独自一人背着沉重的器材深入敌方阵营。

当子弹从耳邊呼啸而过时，老头儿感受到战地最真切的残酷与震撼。他近距离观察那些士兵，每一张脸上都挂着血渍与汗滴。他忽然感到悲悯，这些士兵都是与他无二的年轻生命啊。月光照下来，他不断按动快门……

“如果不是我逞能、急功近利，那一次任务会完成得更好。”老头儿说。

流弹扔过来，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老头儿毫无察觉。

他感觉后方有人扑来，一把推开他，两人摔倒在地上，滚了足足好几米远。与此同时，爆炸声此起彼伏。他周身一阵剧痛，昏死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营帐内，左腿被炸断，护士正在帮他清理伤口。

“梦想有时候很迷幻。”老头儿说，“容易令人看不清自己。”

回国以后，他装上义肢，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出没在战地。他做了编辑，兢兢业业地干了一辈子，退休后仍不改初心。

“时代变了。如今，互联网信息产业发展得生机勃勃，但纸媒终究是一代人的火光，终究要有人推广，有人传承。你说对吧？”他说。

夜里，我独自坐在漆黑的剪辑室里整理素材。

显然，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因为老头儿的讲述完全不适合春节阖家团圆的喜庆氛围，但我却深受感染。我一帧一帧地看画面回放，听他絮絮叨叨的讲述。整段片子剪完，最后可以用的竟然只有他的一句话：“无论天涯与海角，大抵心安之处就是家。”

对他来说，地铁站的方寸天地就是他的希望，他的心安之处，他的家。

我从素材库里调了些现成的采访，塞满了片子的后半段。我知道，这期模棱两可的节目或许会切断我在北京最后的一线生机。我回到出租房，收拾行李，望着漫天繁星，开始沉思。或许，母亲说的是对的，家乡比这里更需要我。

就像老头儿，他在被热血青春冲昏头脑、遍体鳞伤之后，才发现成功没那么困难，只要脚踏实地、不改初心，从生活中的细微处做起，终有一天能到达彼岸。

四

多年以后，我成为新华社四川分社的首席记者，我拍摄的很多片子在省里、甚至全国的评选中都得了大奖。又是一年春节，我突发奇想，想把多年前那部虎头蛇尾的片子好好完成。

离开北京那天，我特意去地铁站跟老头儿告别。他没有来。这是我在北京三个月的时间里，第一次见他失约。

雪已经停了，春天即将来临。

或许他生病了。我想。我没有问过他的姓名、住址，甚至连他在电视上出现的画面都被我打上“王大爷”的化名。我们之间的缘分到此为止。他不会知道，在我人生最心乱如麻的时刻，他给了我怎样的鼓励，又怎样为我指明了方向。

我这次采访的依旧是一个老头儿。

他生活在小镇，从没有出过远门，辛辛苦苦在庄稼地里劳作了一辈子。当我透过镜头，看见他露出朴实而亲切的笑容，我感到无比快乐。

梦想是要有的，但抓紧身边唾手可得的每一寸幸福，才是生活的真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英雄，比起好高骛远，端正心态、脚踏实地才是正道，这种精神是我们横冲直撞后的心灵沉淀，也是我们重新出发的信念。

是在北京的他，用点滴教会我：小人物也有春天。

我此生都没有再见过那个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