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孩子谁没劳动过呢？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上山种红薯。
严格来说，红薯不是种的，是在四月末五月初的时候，从培育好的种薯上，一小段一小段剪下长藤，然后扦在地里。薯苗很快成活，生根、发芽、抽藤，在看不见的土壤里悄悄长出红薯。其过程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复杂便复杂。反正，我觉得要吃上红薯实在太辛苦。不过，当后来陆续干了种种农活，我深深领悟：不只红薯，凡是侍弄饱肚子的作物，哪一样不辛苦呵。
家乡除了水稻，最多的便是红薯。每到夏天，稻田一片绿，高岭上的块块地里也一片绿，那是红薯藤铺天盖地，仿佛大山的绿披风，又像高高的绿瀑布正垂泻而下。
一到四月末五月初，天下过雨，地是湿的，大家不约而同踊跃上山，纷纷去扦红薯。鸡才叫头遍就做准备，东边天上还没露鱼肚白，条条小路上便热闹起来，脚步声、喘气声、咳嗽声、扁担“吱呀”声……大伙儿挑着畚箕，带着锄头，担着灰肥和红薯苗，一个劲儿朝山上赶。我还在床上做梦，就被父亲扯了起来。十二、三岁年纪，瞌睡真多呵，穿上衣裤还睡眼蒙眬，上眼皮老往下压。
走上山坡路，肩上的灰肥担子成了小山，压得我迈不开步。我咬住牙关，在上天梯子样的山道上一步一步蹬。晨光中，走在前面的福寿大爷气喘如牛，只见挽起裤脚的腿上，筋儿鼓胀胀的，如长蚯蚓在爬。大爷不紧不慢，一直走着。他那从家里跟来的狗，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忠心地伴着主人。我身上的汗连成长线，汇成溪流，眼睛浸得火辣辣，粗布衣裤湿得像水中捞出的一样。小小胸膛直打鼓儿，喉咙干得冒烟，腿脚被绳子捆住似的。实在走不动了，我放下担子。一个个上山扦红薯的人，却像顺流而去的船，又如展翅竞飞的鸟，尽管走得艰难，但没有停下来。我不好意思，歇一歇，又挑起担子，往山上赶。好不容易，又高又陡又长的三弯坡上了二弯，我腿打颤，全身发软，心里不由得埋怨父亲装多了灰肥。太阳像只大红气球，从墨绿的天边飘出来，晃得眼花花的。我喊走在前面快过弯的父亲，要他接一把。可父亲停都不停，撂下一句话：“挺一挺，自己上来。”转眼便不见了身影。我沮丧极了，扔下担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树上很多鸟在叫，声音有长有短，叫声有大有小。听着听着，似乎鸟儿在嘲笑我，又似乎在为我鼓劲儿。上山的人陆陆续续走过去了，山道顿时空空洞洞。一会儿，气力回到了身上，呼吸又均匀了。我站了起来。这时，好些年纪相仿的伙伴挑着担子，从坡下走上来。他们齐心协力，鼓着劲儿往上闯。身子粗、脑壳大的猛子哥领施口令：“齐迈步哟——”伙伴们应和：“哎哟——”“加紧走哟——”“哎哟——”山谷回声阵阵，一队挑担子的毛孩子，鱼贯而行。我情不自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随着气宇昂扬的号子声迈步、使劲儿！我挺不住了，咬牙坚持，心里直喊：“加油！加油！”一个顽强的念头在我小小的胸腔澎湃：“拼上去！”我拼着劲儿，一脚一脚挪步，很慢很吃力，但没有停下。当快累趴下时，我终于站在了高坡上，和伙伴们沐着迎面而来的山风，不由得长吐了一口气。我们没停步，转过弯去。谁知父亲正等在前面，他一看见我们，远远笑了，竖起大拇指直朝我们晃。我眼里一热……
终于，我和父亲来到了大山腰上的地里。梯子样一块一块的地，不言不语，正等着我们。湿巴巴的土中卧着大大小小的石头，生着高高矮矮的草。山坡上这里那里，传来挖地的声音。父亲见上头地里的全家人都出动了，仰头打招呼：“今天出满月啦！”随后，举起挖土锄头，一锄一锄挖起来。锄头举上来，落下去，反反复复，声音连成串。父亲吩咐我把挖出来的石头捡掉，再把灰肥放进整好的土埯里。我们没吃早饭上山，父亲干得很起劲儿，我却肚子“咕咕”叫，饿得眼冒金星。脚上鞋底粘了厚厚的泥土，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忍耐着，不声不响干活。时近中午，地挖完了，灰肥放好了，我们一蔸一蔸扦红薯苗，一点儿也不马虎，把藤苗的一头埋在土里。费了老大劲儿，两三块长带子一样的地栽完了。我知道，这才完成第一个回合。下山时，我想了短短一段红薯藤会在土里生根、成长，生出一串串大大小小的红薯，不免感到奇怪。但天底下奇怪的事儿多着呢！
此后，过个把月，又要用畚箕挑灰肥上山。当给鲜活活的薯苗锄草、松土后，便用手在一蔸一蔸苗下添上灰肥。这灰肥，是用人粪尿搅拌好的。父亲说；“不要怕脏，没有肥，什么也长不好。”确实，一施过肥，立竿见影，红薯苗一阵疯长，筷子粗的藤，猫耳形的叶，一天一个样。当它们蛇一样爬成堆，网一样织成团时，便得给它们梳“辫子”了——就是翻理薯藤。父亲说这一项活不能省，藤一理顺，挖红薯时割藤轻松，不会乱七八糟扯不动，还有将藤整理后，须根断了，不会扎进土壤乱长，影响红薯生长。干这项活时，正是骄阳如火的盛夏。太阳一出山，天地间烈焰腾腾，人坐在阴地里不动，汗都会鼓出来，虫子一样爬来爬去。更别说要在太阳下干活。上山时，虽不挑担子，但衣服湿了又湿，块块白盐样的痕迹鲜鲜明明。父亲戴着斗笠，蹲在地里，翻理红薯长藤，一行行，一线线，有条不紊。他一口气能理好一片，我蹲一会儿站一下，热得身上如搓了辣子粉，晒得头晕眼花，实在不是滋味。连腰也疼了。可父亲说：“小孩秧秧，有什么腰。快干！”
大山静悄悄。虫子似乎都渴了，一声不发。雀鸟、老鹰之类，早不知去向。唯有高山，高高的仿佛還在长上去。我和父亲及其他在大山上翻红薯藤的人，宛若巨人身上的毛发。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山崖下有眼泉水，清凉凉，甜丝丝，盛在钵子大小的石窝里，让我们喝也喝不完。大伙叫它岩钵井水。然而，多喝几次，肚子空空荡荡，“咣咣”响，心也慌慌的。父亲见我发了好一阵呆，还没有动，便催促道：“久歇无久力，边做边歇。”他停一停，又说：“莫偷懒，莫贪玩。一就早，二就饱，快做快回。做事就得勤勤快快。”
但不管天怎么热，翻薯藤怎么辛苦，然而这些都有个尽头。我和父亲清早出门，到太阳快当顶时，终于可以下山回家。这样干几天，像耙子样的一双手，把属于我们家那几块地里的红薯藤梳理得整整齐齐，杂草也扯得干干净净，让薯藤安心安意生长。
往往到了秋天，夜里便要上山守红薯。座座大山坡上，立起杉木搭的小瞭望棚，杉木皮盖顶，守夜人在上面敲铜锣，偶尔放一两个大炮仗，吓得野猪不敢来红薯地。这样，一夜到天亮，这座山坡、那座山坡的喧闹声，彼此应和。秋夜的山野也的确热闹，单是夜空下的虫叫声就铺天盖地，胜过满天密密麻麻的星光，又如一道道激流，冲荡、碰撞、一浪高过一浪。我随父亲守了一个又一个夜晚，一点儿也不孤寂，倒觉得藏着无数看不清东西的夜空满是趣味，让人遐想；还担心不敢来吃红薯的野猪有没有东西吃，会不会饿……这样，太阳落下，远山模糊苍茫的时候，我们上山，到天亮透才下山，一直守到十月霜降收挖红薯。
不料那一年，大伙儿的红薯都挖下了山，停止守夜后，上了年纪的福寿大爷生病卧床，红薯晚挖了一步，全被野猪拱掉了，地像犁过一样，吃得红薯一个不剩。老两口没儿没女，唉声叹气，挑着空箩筐回到了家。父亲知道了，带着我连忙去送红薯，沿街对大伙说：“有我们的，就有他福寿老倌的，送点儿红薯去吧。”于是户户去送，福寿大爷收到的比地里挖的还多。他忙着拱手，忙着道谢，求大伙别送了。我朝父亲嚷：“野猪真不讲理，哪能吃一个老人家种的红薯呢。”父亲听了，接过我的话，说：“有根的要肥，有口的要吃。这一片山，过去是野猪的家，我们抢了它们的地盘。它们来吃，理所当然呢。不过，野猪怎会知道哪是老人家种的红薯，哪是壮汉子种的红薯呢？吃了就吃了，没什么。” 当时对父亲说的这些话，我不怎么理解。他也没跟我多讨论，说我长大慢慢就会懂。
当然，我后来真正懂了父亲说的话。也一直认为，金秋十月收获红薯，实在是件苦差事，主要是山高、路陡、离家远。先割下红薯藤，放在一旁，晾干才挑回家。可红薯不行，挖出来便要送下山，一趟一趟，肩膀磨破了，生痛生痛。一双手清捡红薯，粘了不少白薯浆，变成黑黑的，很难洗掉。那些天里，上山下山，人来人往，比挖地扦红薯时还多。大山的寂静被打破了，山路踩得光溜溜。父亲要我少挑点儿，说轻快轻快，多走几趟。是的，挑多了，人吃了亏，走不快，耽误工夫。几天下来，我累得夜里睡在床上如一团粑，动都不动一下。但气力好比泉水，用了便有。歇一晚，我又活蹦乱跳随父亲上山挖红薯。真是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毛毛虫；不怕苦，不怕累，只怕父亲骂我懒……想想，十二三岁时候，一次顶多只能挑三十多斤，一天四趟，加起来也还没父亲挑两担红薯多。可我这一天四趟，却让父亲无比高兴。他说：“人要不怕苦，不怕累，才磨炼得出。”
白天过了是黑夜，黑夜过了是白天。就那么一晃眼的工夫，已是另一幅画面。高高的大山坡仍在，可不再是红薯坡。当年一座座大山坡上那从顶而下悬挂的红薯藤瀑布，已给一片片树林取代，上山的路茅封草長，杂木丛生，我找都找不到了，只知大体方向。地方仍是一个地方，山坡仍是同样的山坡，只是这里曾有过的不复存在。一切真是瞬间！那个老咳嗽爱说笑的大爷；那个给我老鼠瓜充饥的大娘；那位在我一个趔趄眼看要摔倒时扶住我的小伙子；那高高扬起的锄头；那扁担“吱呀吱呀”的响声；那上坡路上粗重的呼吸声……都只能在心头浮现、回荡。失落、怅惋如烟似雾，散布于心的角角落落。当年我这个挑不了重担的小孩，现在年过五旬，头发斑白。父亲在九十高龄时离开了我，留下长长的岁月让我和他的子孙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