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远的二三十年前，“无所畏惧”几乎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成了英雄主义的同义语。电影或戏剧中，当创作者写到他心爱的英雄人物时往往要加进一句“我们是无所畏惧的”之类的台词，再配合一些假大空话，以鼓舞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自己，从而使剧中的人物“高大”起来。这种现象是司空见惯的，似乎谁也没有感到它的谬误。然而人们在过分的“无所畏惧”的鼓舞下，仿佛世间真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横冲直撞，而不负任何责任。于是，社会上充斥了一种带有愚昧色彩的虛骄之气。

四十年前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许多人希望靠这股“英雄之气”改天换地、为民造福，结果是“玉皇”“龙王”都没有当成，“天”“地”也越“改”越糟，越“换”越差，对自然界的大破坏是实实在在的。

“畏惧”与“敬畏”是有根本区别的。它们一是来之于外部的刺激，一是发之于内心的反省；一是有特定的对象，一是由于信仰有别，各有不同的理由。外部自然界高大迅疾的事物、不可抗拒的力量、未知的世界、社会上种种压迫人的势力、生活中的困难都可能成为畏惧的对象，但是它却不能成为敬畏的根源。懂得反省的人们才会有敬畏之情，“敬畏”的本质是人类对自己有限性的清醒的认知，只有心存敬畏，人类才能逐步实现对无限世界的追求。孔孟等儒家的创始者们的忧患意识即与此有关。这种敬畏促成了他们不断地提升自己，增加对社会的责任感，培养悲天悯人的情怀。有了敬畏才会有自尊、自爱，才会有所守、有所不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也就是守法公民。懂得有所守、有所畏的人们是有责任心的，他们在困难面前也会表现出勇气，所谓“知耻（行有所止）近乎勇”，就是这个意思。

而“无所畏惧”不在一定操守的支持下就会变成无所不为，甚至邻近残忍，这就不是什么“勇”了。《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也曾向“地狱阴司报应”挑战，表现出“无所畏惧”呢！她向托她破坏年青人婚姻的尼姑说，她“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这个颇有点“彻底唯物主义”气概的女强人，不动声色地贪了三千两银子，破坏了一桩美满的婚姻，害死了两个年轻人。可是这种号称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怕的人，当他失去支撑、面临着强大外部力量，很快就会显示出其懦弱的、无所守的本性来。因此“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勇敢分子”与懦弱分子往往是一个人的两面。

柏杨在他的自传中也写过一个故事。1948年淮海战役后，沈阳解放。当时解放军的政策是许可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关中，而且还发通行证。柏杨也打算回北京，便到火车站买票。火车站的情景令他大吃一惊：平常喧声鼎沸的车站，现在居然鸦雀无声；“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有的像S形转来转去。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第一流国民”，成为懂得遵守纪律、自尊自爱的人。对此，柏杨评论说，“这是恐怖下的产物，中国人没有管束自己的能力”。平常好像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那是因为对手的弱小，没有能力阻碍他们为非作歹，他们可以一马平川地冲过去，简直是英姿勃发。一旦眼前出现了强大外力，马上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姿态。此时他们为什么不在火车站大吵大闹，施展自己的蛮横了呢？因为他们打败了，现在共产党放他们一马，可以进关自谋生路，如果自己节外生枝，闹出些事来，走不成了，会有什么下场？所以他们害怕，怕惹恼了共产党（后来进关后，去北平的途中，夜里行路常常和解放军大部队相遇，解放军哨兵有时会问，你们是哪部分的？这些缴了械的国民党兵怯怯回答，“我们是蒋匪军”）。这个故事启发我们能想起很多事，虚骄之气支配下的“无所畏惧”，往往有极其可鄙的一面。

柏杨说的中国人不能“管束自己”，正是由于缺少内心自省，这是童年的特征？一个民族只有学会了“管束自己”才是真正的成熟，而敬畏心是人们走向成熟的开端。

（编辑：李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