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打碗碗花》（李天芳著散文），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有网友晒出女儿7年前的课本，那时候还是“外婆”，并未做改动。

很多人不解，教材中为什么要把“外婆”改成“姥姥”呢？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上海教委认为，“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

话题延伸：

1.从语义上分析，“外婆”可能比“姥姥”更能清晰地表达当事人的身份。因为中国人的称呼不仅仅是称呼，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用称呼来标示关系的远近亲疏。比如，内亲和外戚是不同的，内是同姓，外是不同姓，内是父族，外是母族。“外婆”的“外”，就是准确地表明了身份。

2.外婆并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话，解释“姥姥”的时候就用到了“外婆”。因为在词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释方言的，除非方言已经成为了通用语。

3.6月23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了关于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外婆”改“姥姥”一事的处理意见。意见指出，上海市教委责成市教委教研室会同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整改，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并与作者沟通，将该文中“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一词。

相关评论：

1.在现代汉语的框架里面，也没有必要把“外婆”和“姥姥”分个高低主次出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外祖母”是现代汉语的一个书面语词汇，而“外婆”和“姥姥”都是其“方言版”，这样可以避免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为“外婆”或“姥姥”争夺“正宗”地位而伤了和气。文学作品是用“外婆”还是“姥姥”，应以尊重作者、尊重原作为原则。——戎国强《语文课本用“姥姥”，“外婆”为啥不高兴》

2.“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北方‘姥姥’和南方‘外婆’打架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现代汉语融合、演化的问题，假如《现代汉语词典》的参照制定标准是南方某地语言，那么照这个说法，外婆是普通话，姥姥反而成了方言。所以说，这不是南北方语言上的打架问题，而是历史遗留现象，是整个南北方语言体系的冲突。在这两个语言体系里，‘婆’和‘姥’是非常鲜明而典型的分界。‘姥’是北方对老年妇人的称呼，而‘婆’则是南方对老妇人的尊称。要追溯的话，实际上，‘婆’的历史比‘姥’还要出现得久远，‘婆’来源于中古汉语，而‘姥’是北方语言经过满清等关外语言融合后的产物。所以，真要论起来，反而‘姥姥’这个发音才是后来者。”——杭州地方文化的研究者和老行家曹晓波

3.钱穆说过，“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任何一国之国民，不仅对本国历史应有温情与敬意，对语言习惯也该有温情与敬意。但愿“外婆”改成“姥姥”一事经过充分讨论，能够引起相关部门警醒，莫再闹笑话，更不要再犯此类错误，以免贻笑大方。——王石川《“外婆”改成“姥姥”，该如何体面收场？》

4.人处在一个情感社会，不可能像草木一样无情。看过一个美国小视频，是在法官判案现场，对于一个妈妈急着给车里的婴儿买药，而把孩子单独放在车里五分钟的情况，法官并没有走法律路线，而是给了这个年轻妈妈一个充满幽默的警告。这就是情感和规范的一种平衡。近期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材中“外婆”改成“姥姥”事件，我觉得也要找一种类似的平衡。人有感情，语言也有情感。——《情感与规范》

冷知识：

1.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互相排斥。从历史上看，汉语言一直是双轨的，一面是民族共同语，一面是方言。二者并行不悖。

《论语》记载，孔子当时和弟子们讲《诗》《书》用的就是雅言，执行重要典礼、仪式的时候，也要用共同语——雅言。回到家中，則讲当地方言。

也就是说，共同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在家人之间，或者村里乡人的相聚场合使用，这就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双轨并行的语言现象。

上古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称为“雅言”，汉代称为“通语”，明清时代称为“官话”，民国初年称为“国语”，新中国以后叫“普通话”，名异实同，本质都是民族共同语。

而且共同语的形成，正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为了沟通的需要，不断相互模仿、迁就、调整、融合而逐渐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方言，就没有共同语。

2.方言为什么这么复杂？中国历史上，人口不断往东南迁徙，使得北方中原汉语和南方语言分别演化，改变了中国的语言分布格局。从公元4世纪开始，中原居民首先南迁江淮，进而进入长江三大湖流域，或再沿东南沿海和江西、湖南远徙岭南、福建、广东、广西。而中原居民的大量南迁，或是吸收当地土著的语言词汇，或是当地土著学习汉语融入汉人。各个民族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言。

这样的移民“交流”历史上不止一次，有的移民活动发生在汉代，有些是在晋代，有些是在宋代，比如宋室南迁杭州，于是方言的演变越发复杂。随着南进的移民越走越远，方言也越来越歧异，比如，后来移民到浙南的后代，他们的方言与祖先出发地已经完全不一样，甚至互相听不懂了。

（编辑：于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