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大学扩招以后，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降低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好大学中的“精英”来自城市的居多，因为“城市的孩子、父母职业好的孩子，从小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比农村孩子拥有更多的优质资源”。

据媒体报道，9月7日和8日，清华园正式迎来了3800余名“零字班”本科新生。2020年，清华大学共录取内地学生3500余人，港澳台学生60余人。其中，来自西部地区省份的学生约占26.6%，农村及贫困地区生源占20.2%。20.2%，这是近年来的新高。

一时间，“寒门仍能出贵子”，再次成为社会话题。

时文链接：河北秦皇岛市抚宁一中  倪丽彬

清华农村学生源超2成，让寒门出“贵子”也出“人才”

熊丙奇

此前一些年，“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话题一度引发不小讨论，击中了很多人的痛点。

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对国家重点高校进行了调查。该研究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17.6%，还不是最低点。再往前些年，清北的农村学生源可能是“十里挑一”。（从“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话题写起，列举一系列具体数字证明这一观点，为下文观点的反转做了铺垫。）

但情况显然在起变化。清北等名校这几年的农村学生源占比，近年来在逐年增加。以今年的为例，相比2018年，清华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增加了2.3个百分点，这对冲了城镇化态势给农村学生源占比带来的影响，所以才会引起“寒门仍能出贵子”的乐观感慨。而这种变化，得益于面向农村学生的自强计划与面向贫困地区学生的国家专项计划。

无论是清华大学于2011年启动的自强计划，还是2012年开始的国家专项计划，其制度设计思路很明晰：向贫困地区倾斜。

如果说，“寒门再难出贵子”是起跑线差距跟保送、加分、自招等反向倾斜政策叠合的产物，代表了某种阶层固化的趋势，那这些计划跟那些高考加分乱象清理动作合在一起，就是朝向教育公平的制度性努力。（以2018年清华大学农村学生比例的增加为据，说明“寒门仍能出贵子”，并分析造成这种变化的国家政策层面的原因，肯定这是一种“朝向教育公平的制度性努力”。）

虽然坊间也曾有质疑，认为给予降低录取分数优惠与采取单列计划招生，是对城市学生不公平，带有反向歧视意味，但这秉持的只是结果公平观，却没有考虑不同考生的不同成长环境、求学条件与资源获取门槛。在以往的高考制度体系整体上有利于城里学生的背景下，这也是兼顾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补偿性公平之举。（承接上一层次内容，更深一层剖析国家政策向贫困地区的制度倾斜的公平合理的一面，体现了作者思维的深度与严谨。）

对寒门弟子来说，重视过程评价，不只是让他们在最后的高考升学中有平等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享有更高质量的教育。

这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乡村学校的投入，并改革教育教学方式，要让他们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而不只是成为“小镇做题家”——虽然能考进名校，但由于综合能力与素质的缺失，在进大学后没有长远发展的潜能。（从“结果”到“过程”，作者转换角度，提出对寒门弟子，还要“重视过程评价”，“让他们享有更高质量的教育”。）

寒门学子要成为的，是人才，而不是部分学生自命的“985废物”或“连985废物都算不上的普通院校废柴”。

而要让寒门学子成才，提高農村学生进重点大学的比例的确重要，但仍不是全部。

必须承认，不论怎么提高农村学生进清北的比例，量大面广的农村学生主要进入的，还是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

但这要跟“去唯学历论”和“职业教育发展”的框架打包审视：要让更多的寒门弟子成才，还要把每所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都办好，这样一来，即便受的是职业教育，寒门学子也能获得职业发展的成功——他们就不必只盯着少数名校盼望成为贵子。（从“寒门出贵子”到“寒门出人才”，作者又一次宕开思路，提议“把每所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都办好”。由此可见，文章不仅具有思维的深度，更兼顾思维的广度。）

当寒门既出得了“贵子”更出得了“人才”，教育公平也能在社会公平的做加法中拾级而上。到那时，离“寒门难出贵子”的痛感消退还会远吗？（结尾段照应文题及开头段，小结全文，反问句作结，感情强烈，收束有力。）（选摘自《新京报》）

（编辑：关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