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聊的一切都是关于爱”

作者:作者

作文君

2018年12月28日,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罹患癌症去世,享年79岁。阿摩司·奥兹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奥兹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当中国以及其他地方遥远的读者读《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自我,这些自我是他们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对于我而言,这就是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可以给我们的最特别的礼物。……我好像是来聊一些文学、聊一些艺术,而到最后我聊的一切都是关于爱。”《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奥兹发表于2002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一举夺得2005年“歌德文化奖”,又于2007年入围“国际布克奖”,还荣获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织,现在,就请跟着作文君,一起走近阿摩司·奥兹的童年和青少年,走进他的内心吧。

关 于作者

阿摩司·奥兹,当代以色列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他于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原名阿摩司·克劳斯纳,父母分别来自苏联的敖德萨(今属乌克兰)和波兰的罗夫诺(今属立陶宛)。奥兹的父亲可以读十六种语言,讲十一种语言,母亲能讲五到六种语言,但他们只教奥兹希伯来语,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不想让奥兹懂得任何欧洲语言,怕儿子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奥兹,“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欧洲,在那里遭到欧洲人的杀害”。奥兹12岁半时,他患有忧郁症的母亲吞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这件事情极大地触动了奥兹。14岁时,奥兹离开家庭,到基布兹胡尔达(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居住并务农,并将姓名改为“Oz”,意为“勇气”。奥兹早年从事记者工作,在1965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后,奥兹便开始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奥兹的主要作品包括《一样的海》《我的米海尔》《忽至森林深处》等。在中国作家中,奥兹很有影响力,莫言曾经将奥兹称为自己的老师;毕飞宇曾说“我自己也记不得我给多少朋友推荐过奥兹了”;池莉曾说:“如果一定要我推荐作家,我推荐纳博科夫和阿摩司·奥兹。”

关于本 书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以作家本人在20世纪40、50年代的耶路撒冷度过的童年岁月为主体,连带讲述其父母的家族在欧洲的历史以及自己成年后的经历,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复原了一个犹太家庭在20世纪历史中的命运遭际。父亲和母亲的家族都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是欧洲文化最坚定的继承人和捍卫者,但他们却在20世纪上半叶席卷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大潮的冲击下,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耶路撒冷寻找栖身之所。他们从来没有喜欢过这座中东城市,父亲始终无法在大学里找到教职,只能在图书馆管理员那琐碎的工作中浪费自己的才华;母亲漂亮、敏感,有着极深厚的文学修养,渴望着诗与远方式的浪漫,却在贫寒、枯燥的家庭琐事中耗尽了全部生存意志。

真正让这部小说伟大的是其中对巴以关系的反思。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前,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虽然互相猜忌,但也确实能够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以色列建国后,在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摆布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相互敌视、纠缠,陷入无止境的厮杀。作品中,当成年后的奥兹再次来到童年时玩耍过的阿拉伯富商当年的宅邸前,看着庭院里的参天大树,他在想为什么曾经和睦相处的邻居,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世代仇杀的宿敌;帝国主义与强权政治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留下的伤疤,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抚平?

精 彩选 段

1

那所学校课程设置上的某些东西,抑或是侵入妈妈和她年轻朋友心房里的某种深藏着的浪漫霉菌,某种浓烈的波兰—俄罗斯情感主义,某种介乎肖邦和密茨凯维奇之间的东西,某种介乎《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拜伦勋爵之间的东西,在崇高、痛苦、梦幻与孤独之间那模糊地带的东西,各式各样捉摸不定的“渴望和向往”欺骗了我母亲大半生,诱使她最终屈服,并在1952年自杀。她死时年仅三十八岁。我十二岁半。

在妈妈去世后的几周,或者是几个月,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过她的痛。对她身后犹存的那听不见的求救呐喊,也许那呐喊就悬浮在我们房子的空气里,我则充耳不闻。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屈气愤到了極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情感。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绿架子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发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那没有人穿的鞋,每一次我打开“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就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肝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地朝我不怀好意地龇牙咧嘴。

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是门口的小贩,我妈妈也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

我恨她。

几星期后,愤怒消失了。与之相随,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保护层,某种铅壳,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保护我度过震惊与痛苦。从现在开始,我被暴露出来。

我在停止恨妈妈时,又开始恨自己。

我在心灵角落尚不能容纳妈妈的痛苦、孤独,以及周围裹挟着她的窒息气氛,离开人世前那些夜晚的可怕绝望。我正在度过我自己的危机,而不是她的危机。然而我不再生她的气,相反,我憎恨自己,如果我是个更好更忠心耿耿的儿子,如果我不把衣服丢得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而是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而不是非遭到呵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一地泥脚印,如果我对她的偏头疼倍加体谅,或至少,她让我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别那么虚弱苍白,她做什么,或往我盘子里放什么,我都把它们吃光,不要那么难为她,如果为了她,我做一个比较开朗的孩子,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稍微晒得黑一点,强壮一些,像她让我做的那样,就好了!

一两年过去后,我离家到基布兹胡尔达居住,渐渐地开始想她。在傍晚,上完学,干完活,冲过澡,当基布兹的所有孩子洗过澡,换上晚上穿的衣服,去和父母小聚,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空空荡荡的儿童之家,我会独自坐到图书馆里的木凳上。

我会摸黑在那里坐上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一幅画面接一幅画面,构筑她人生的最后岁月。那时候,我已经努力猜测些微我们从未讲述过的事情,我和母亲之间没有讲过,我和父亲之间也没有讲过,似乎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没有讲过。

我妈妈去世时三十八岁。当写此话时,她比我大女儿年轻,比我小女儿年长。

【小编感悟】书中若干压抑而反复的情感,像螺旋一样,逐渐逼近事件的核心,每每要靠近了,却又收笔闪开,其实读者都知道那是什么,那种回避于是更有悲剧的色彩,是不论如何的不说,它就是将要发生、将要夺走、将要改变一切。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奥兹想象自己用尽气力去阻止母亲:“我甚至可以假装晕倒,或者殴打抓挠自己,直至涌出鲜血……我可以像凶手一样打她,毫不犹豫用花瓶砸她的头,花瓶粉碎。”这是全书最为张狂、最为愤怒的段落,如果你已经浏览过了整本书文字间的沉默,如果你知道奥兹因为这件事自愿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从一个学者家庭的孩子,变成了基布兹农场中的“希伯来新人”,并对此封口了数十年,你就会感觉得到,这痛彻肺腑的心碎,是在幻想中要如何痛击、如何殴打都不能抚慰半分的。

2

莉兰卡阿姨对我说:“你也不易啊。你是这么聪明伶俐、多愁善感的孩子,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作家。你妈妈对我说你是她生命中的一缕阳光。你真是一缕阳光。不像某人,幼稚的自私自利使得他此时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未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只能把事情搞得更为糟糕。……”

我也许明白,莉兰卡阿姨说的“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指的是父亲经常在晚上去看朋友,尽管我无法明白在鲁德尼基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挂着秃鸟和松果鸟,餐具柜后面的玻璃门后有一堆酒椰编的动物,或者在阿布拉姆斯基那可怜而失修——因为他们一直哀悼儿子,几乎顾不上打扫收拾的住宅里,她所指的玫瑰花蕊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猜测在莉兰卡阿姨所说的玫瑰花蕊中有些东西不可能。也许正因如此,我不想了解,不想与父亲一丝不苟地擦鞋或他新买的须后水联系起来。

在阿拉德,在一个秋天早上六点半,我冷不丁看到轮廓极其分明的一幅画面:1950年或1951年冬日午饭时分,天空阴云密布,我和朋友鲁里克沿着雅法路走到锡安广场附近,鲁里克轻轻捅捅我的肋骨悄悄地说,嗨,你往那边看,坐在那儿的不是你爸爸吗?咱们赶紧溜吧,免得他看见并意识到我们逃了阿维沙的课。于是我们逃之夭夭,但是离开时,我透过西海尔咖啡馆前面的玻璃,看见父亲就坐在里面,放声大笑,一个女人背朝窗子和他坐在一起,父亲抓过她一只手——她戴着一只手镯——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我从那里逃离,从鲁里克的眼前逃离,从那以后我从未完全停止逃离。

亚历山大爷爷总是亲吻年轻女士的手。父亲只是有时这么做,此外,他只是拿起她的手,弯腰看她的手表,与自己的进行比较,他几乎对每个人都那么做,手表是他的癖好。我只逃过这一次课,此次逃课专门去看在俄国大院里展出的烧毁的埃及坦克。我永远不会再逃课了。永远不。

我恨了他两天。真丢脸。过了两天,我把恨转嫁到母亲身上,恨她患有偏头疼,装腔作势,总坐在窗前的椅子上,都怪她,因为是她自己迫使他去寻找生命迹象。而后,我恨我自己,因为我听任鲁里克的诱惑,就像《木偶奇遇记》里的狐狸和猫一样,逃阿维沙先生的课。我为什么就没有一点骨气?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影响?一个星期以后,我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

【小编感悟】前文作者写过很多次,妈妈生病以后,爸爸虽然尽力照顾、陪伴她,却因为他不是一个“可以安静地坐上三四分钟”的人,所以一周中有两三个晚上,爸爸会在征求妈妈的同意以后,“哼着跑调的小曲儿”到外面去。而行文至此,“我”重新拾起记忆中的一件小事娓娓道来,点破爸爸的“外面”究竟是哪里,夹杂着“我”的心酸。无论是恨爸爸的“自私自利”,还是恨妈妈无言的“默许”,甚至恨自己逃课以致看见这一幕,“我”从此都从未停止从不愿接受的事实面前逃离。

精彩书 评

阿摩司·奥兹:最好的结局是契诃夫式的结局

□李静睿

几年中我把《爱与黑暗的故事》通读四遍,这本书繁复又絮叨,却不知道为什么如此迷人,好几个细节在书里被多次书写,有些细节甚至被复制到了奥兹其他的作品中(比如《地下室里的黑豹》),被记忆纠缠的人总是如此,因为无法摆脱,只能一再重复。

书的最后是奥兹试图唤醒自杀身亡的母亲:“鸟儿爱莉斯惊异地呼唤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无济于事,然而它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现在依然时时在尝试。”整本书也正是奥兹试图用一个悲欣交集的犹太家族史,呼唤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民族冲突结局,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他一遍又一遍地尝试,时时尝试。

奥兹出生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从波兰和俄国前来,他们这个小家庭躲过了纳粹大屠杀(奥兹的大伯一家三口都死在集中营),勉强算是最为幸运的那一批犹太人,却从来没有能摆脱掉几千年来纠缠犹太人的不安全感。

巴勒斯坦对犹太人而言是距离两千年的失而复得,所以他们时时恐惧得而复失。生活在阿犹冲突的阴影之下,连最简单的生活琐事都要承受民族主义的重负。奥兹认为阿犹冲突是一场正确和正确的碰撞。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奥兹说这场悲剧有两种解决方式:莎士比亚式的或契诃夫式的。“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最后舞台上堆满死尸。而在契诃夫的悲剧里,所有人都是不快乐的,痛苦的,幻灭的,悲哀的,可他们都还活着。我和我在和平运动中的同仁们,都在致力于一个契诃夫式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结局。”

《爱与黑暗的故事》超过五百页,即使写满痛苦,却不是一本只会让人痛苦的书,它充满了种种平常却让人微笑的生活琐屑:窗台上长年累月放着密封的腌黄瓜罐,市场里被捆住双腿倒挂的母鸡,奶奶的花丝绸晨衣和绿色蝴蝶結……唯有在这些琐屑中,再动荡凄凉的人生也依然值得一过,就像契诃夫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即使身患重病,他的书信却一如他的小说,全是平常的游历、业务、工作的细枝末节。这就是契诃夫对奥兹最大的影响,每个人的人生都蕴含成分不等的悲剧,却也不过是一种寻常人生。在推荐《爱与黑暗的故事》时,奥兹说:“读读这本书吧,你会了解一个在新闻报道中了解不到的以色列。虽然火山近在咫尺,人们依然坠入爱河、感觉嫉妒、梦想迁升、传着闲话。”

写这篇文章时父母正在北京,他们每天坐两站公交车去八里桥批发市场买菜,有时我也过去,极新鲜的海白虾二十八元一斤,茭白躺在水红色塑料布上……即使并不身处硝烟从不熄灭的耶路撒冷,此时此地依然充满焦虑,然而菜市场让我安静,它让我确信,不管世事如何变化,只要我们以契诃夫式的勇敢默默与之对抗,生活就不会被彻底摧毁,一切尚有希望。

(摘自《死于昨日世界》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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