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燕子编辑

追过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素粉们也许认识原著小说作者马伯庸，他以历史悬疑小说蜚声文坛，曾获得人民文学奖，被誉为“文字鬼才”。2019年，他的新书却是一本非虚构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在这本豆瓣评分8.7的书里，马伯庸把大明的六件奇案放到显微镜下，从底层小人物开始写起，从那些不被历史学家所深究的底层生活中，探寻到大明王朝的命运起伏。他仍然在讲故事，但这次不同于《长安十二时辰》：这次他是在讲严肃的历史，综合了各方面的材料——但是，他笔下的历史事实，仍然绘声绘色，比编剧家笔下的故事还要传奇！正如《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想了解这本书的同学可参看本刊2019年第2期P71《换个口味，作文君带你读本课本里没有的历史书》）作者张宏杰所说：“这本书娓娓道来，用笔绵密细致。读者读来也可以从一个又一个细节当中，编织起一个复杂的大明帝国。”究竟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故事？且听小燕子编辑道来。

3 分 钟 速 览 · 非 虚 构

《显微镜下的大明》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历史事件。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讲的是万历年间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在徽州府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混乱。乱民、县官、州府、户部、首辅、皇帝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之局。

《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呈现了婺源县一场持续了六十四年的经济争端，反映了一个县级官员，是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的。

《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介绍了歙县一桩绵延八年的民间庙产争夺案。诉讼双方在这场绵延八年的官司中各展所长，用尽心思，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嘉靖法律大戏。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还原了玄武湖中的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衰败的全过程，从中读者可以了解明代的基层统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则是写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官司，从中可见胥吏之恶。

《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写的是四个无辜的老百姓如何被卷入朝廷斗争……

六篇非虚构，马伯庸始终通过丰富的细节来呈现明代的基层政治，“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他相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趋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惯于书写历史的马伯庸，在写完《显微镜下的大明》后，对历史的大和小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小和大，并不矛盾。就像我们看一条河，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看的是一条河的走向，一条江的流逝。但是如果我们身子往下放，当我们站在河岸上，算是最低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细节，河岸的转弯，河滩的深浅，看到的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我覺得所谓历史的大，是由无数个小来构成的。”

读懂历史的小，为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显微镜下的大明》，非虚构。

先 睹 为 快 · 《 学 霸 必 须 死 》 选 段

引言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

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纤毫毕现。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的起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盗匪，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

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

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大明共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

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长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不算当地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库。

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亦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权威性很高。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按道理，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只压在歙县一处呢？虽然歙县的体量比其他五县都要大，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哪。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这个“补欠夏税”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每石折银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7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絹。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

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歙县简直倒霉透了。

…………

【小编解读】帅嘉谟从故纸堆里翻出了不合理的数据，没有囫囵忽略过去，而是通过不断地深入计算研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接着写呈文向上级报告，这就是徽州丝绢案的起点。此后十多年，丝绢案从歙县民间蔓延到徽州府，又从徽州五县与歙县的对立、扯皮、争斗到朝廷根据当时一条鞭法的偏向做出了选择与判断……从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底层人民的挣扎。每年多缴8780匹生绢的歙县，透露出整个大明王朝的商业发展、户部政策，更有庶民、小吏、基层官员乃至国之重臣的挣扎与选择。不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高官厚禄，或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乱局中，每个人的选择，都左右了一段历史。

花 絮 · 寻 人 启 事 与 10 万 元 稿 费

《显微镜下的大明》中最先动笔的是《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2014年，马伯庸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朋友讲到万历年间徽州的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引起了马伯庸极大的兴趣。听完讲述，意犹未尽的马伯庸去搜寻了一番史料。他在序言里说：“这桩当时震动朝野的税案，在《明实录》里，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但是我发现，也是在明代，就有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等搜集起来，编纂成了一部《丝绢全书》。”

2016年10月，马伯庸在微博上发表《学霸必须死——万历年间的一场数学大乱》，以一贯轻快的笔调，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明朝万历年间徽州丝绢案的始末。发表后，罗振宇看中了，想花10万元来买。马伯庸于是在微博寻找自己参考最多的几名学者，希望把10万元的稿费分给他们。

他说：“我当时有点心虚，第一，我觉得很多东西只是被我翻译出来而已。第二，我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学者，中间可能会有些错误，受之有愧。但人家给钱也不能不要，我就想把这些钱分给我特别参考的四位作者。之前我没有跟他们联系过，只是看他们的论文，于是就交给助理去找。当时还有老师很生气，以为是骗子。我赶紧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寻人启事，给做《丝绢全书》点校的秦庆涛老师发过去说：秦老师，我不是骗你，我给你证明就是我。几经周折把他们都找到了，钱也都给了，其中几个老师跟我也变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