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美国的教职加入复旦已经四年，从大陆高校最成功的通识教育到现在的两级管理改革，我亲身感受了复旦大学在中国教育改革上的种种大胆和正确的尝试。但是，我想大家是想听听批评与建设性的意见。因此，下面我会结合我自己在美国的学习与教学经验，谈一些我们可能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在美国，我在哲学系，我们系和英语系（两个系共近40名教师）各自只有一名系主任，两个系共用一名秘书，一切井井有条。回到中国，看到我们学院乃至学校有庞大的行政班子，以为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但是发现自己不但要做很多在美国由行政人员做的事情，还要被行政管治着做很多美国大学里从来不用做的事情，举例如下：

　　1.在美国，我有与教学相关的复印需要，由几个系共用的服务中心解决，就在我们办公室所在的楼里。我们只需要把要复印的课程大纲、阅读材料留在那里，到时候去取就可以了。我第一次在复旦想给学生复印阅读材料，被告知去复印店里自己掏钱去弄。

　　2.在美国，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里都配备了电脑和电话，办公相关的用品可以去系里秘书那里免费领取（不用填任何表格），办公室也有专人打扫。回到国内，才知道这些东西都要自己申请经费去买、报销。开始我与一名同事共用办公室，终于有一天才发现是这位同事倒的我们共用的垃圾桶，分外惭愧。

　　3.在美国，每隔3年有一学期带薪的学术假。回到中国，发现从来没有人休学术假。后来被告知假是有的，但是所带的薪是工资表上的工资部分。但是，中国大学教师每月固定收入的绝大部分是各级政府和学校的补贴，以及绩效考核。所以，中国“带薪”的学术假，实际上是近乎无薪的学术假。

　　4.在美国，老师要教新课，跟系主任说一声就可以了。在中国，开新课要填各种申请表，由教务处审核通过。并且很多不在所谓培养计划里的课程，很难申请下来。美国也有培养计划，但是它更多是模块性的。比如哲学专业必须在古典哲学模块里选一门课，但是对老师开的具体课程并不限制，这门课算哪个模块由院系自定。美国大学的教务处是服务机构，只负责备案。但在中国，教务处成了审核与管治机构。

　　5.在美国，虽然有年度教师这样的荣誉，但它是学生自己组织授予的。在中国，我们有各种精品课程的评比，是填各种报表，由不知道哪里的专家评审的。我们还有各种课程建设。这些建设所给予的经费支持，是要报销的。關于报销的血泪，我想大家都是有切身体会的。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老师忙于申报精品课程，没有时间去精品其课程；忙于报销建设费，而不去建设课程。

　　6.最后，就是科研经费。回国半年，有朋友问我做了什么学术工作，我说我填了很多表。在中国大学，能申请到种种经费，是被重视的象征。但是，从填表以及准备很多折腾人的材料，到中期考核，乃至结项，占据了很多科研的时间。有时候去文科科研处，看着他们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材料，对那里的老师也很同情，也明白了我们这么多行政人员在忙什么。拿到经费以后，还要有报销的种种血泪。比如，用自己的经费出国开会，还要用公务护照，事先层层申请，才能最终报销。

　　凡此种种，其中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从国家各级部委到大学，管治（包括评比与“建设”）占据了主导。我不是说管治不对，而是说管治应该让专家来做，即去行政化。但这不是说让教授进入行政系统，成了新的官僚。这里是说，比如在对教学与研究上，教师本人和各院系是专家所在，所以应该把管治权尽量交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