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是一个容易自我感动的人。美国当地时间5月30日15时22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载人“龙”飞船发射成功，一个划时代的商业载人航天时代开启，他的脸上露出了涅槃重生的神情。在Twitter账号中，他在第一时间把头像改为火箭发射成功的图像，并且置顶了一条留言：“张开双眼，望向苍穹。”而就在两年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被称为“硅谷钢铁侠”的马斯克还曾数度哽咽，一如他在无数次连续创业中所表现的那样：痛苦，亢奋，不屈。

像他这样的科技英雄，内心所倚峙的，早已不是一己的功利，而是以人类未来为己任的壮志雄心。大约，也只有后者，能给予他们如此持久的坚毅与自我感动。

我们还没有马斯克。但好消息是，“科技向善”（Technology for good），如今已成为中国IT界的流行语。从科技巨擘到初创公司，即使不以此自励，也必定以此自诩。而就在几年前，我们还在嗟叹：当中国企业大举跃入世界五百强行列时，“全球最受尊敬企业”榜单中，杳无中国企业的身影。这一令人羞愧的记录，也仅仅是在一个月前才刚被阿里打破。而十几年来，我这样的互联网传播的批评者，也一直在书写着“反对技术霸权”“倡导社会责任”的论文，也一直在黯然神伤于中国数字精英的功利主义迷失。

2005年，在北京的 “新新论坛”上，我发表了所谓“好鱼论”：“大鱼吃小鱼” “快鱼吃慢鱼”的初级竞争时代终将过去;从根本意义上讲，未来媒介格局竞争必定是“好鱼吃坏鱼”——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数字精英理应为人类做出至善的贡献。

终于，随着“科技向善”的深入人心，“好鱼时代”看似要来临了。而新的问题是：如何才是一条更好的鱼？

迄今为止，互联网企业还是习惯于在“事件”中自陈“向善”，也许因为新闻事件总是更有识别度吧。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全国互联网物流企业不遗余力地驰援疫区，在全世界传为佳话。更有意思的例子，是来自近日兴起的“地摊经济”热潮，随着国家一声号召，美团启动“春风行动”，京东发布“星星之火”，微信发布“烟火计划”，拼多多上线“摆摊神器”……似乎，科技向善成了又一次交作业的常例，又似乎一场轰轰烈烈的道义比赛再度拉开了帷幕。

如此热度当然是好事，比之于十年前已足以令人欣慰。不过，我们仍需大聲地提醒一句：在更深的本质上，“科技向善”是日常，而不是突发;是恒久，而不是激情;是内驱，而不是物议;是过程，而不是终局。

“科技向善”口号的提出者保罗·米勒写道：“……希望确保技术公司专注于回馈世界，而不仅仅是占领我们的屏幕时间。”这里，“占领我们的屏幕时间”所对应的典型是什么？看起来它可以是突发新闻，但更应该是网剧、网游、微信、短视频这些强大而日常的互联网应用。

几年来，知识付费被许多人诟病，人们说它是知识快餐毫无营养，但殊不知，与互联网信息世界里的娱乐成风相比，培养网民上网求知，要“向善”得多;一年多以来，因“王者荣耀”而被批评的腾讯游戏，推出“追梦计划”系列公益游戏，迈出了人文关怀的第一步;不久前，素以流量饕餮著称的抖音和头条，联合《人民日报》发起了“都来读书”计划，号召大众用信息产品交流读书感悟，浙大、上交大、武大、南开、同济等8所大学的教授们纷纷入场，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荐书、谈读书，其播放和阅读量已达数千亿。

在这些例子中，“科技向善”放弃了戏剧性，其重心真正回到了社会的日常所需。这里的人文与知识，也不在于对文化信息的衡量，而在于对求知的朝向。这里，“占领我们屏幕时间”的力量，也开始尝试摆脱对人性弱点的迎合，而驶入了以真知引领人心的航程。

这里，我还要赞美那些不吝在网上知识分享、不惧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学者们。长期以来，书斋里的知识阶层，一直习惯于孤芳自赏，也似乎一向不屑于与流量共舞、不愿意与大众相往来。但实际上，对那些“占领我们屏幕时间”的舞台，如果文化阶层不占领，想必会尽数沦为纯娱乐的红海。久而久之，我们必然会把求知和思考的责任，留给无知和不善思考的人。当我们谴责低俗风气和网络失范之时，我们是否想过：固然，科技向善，原本是互联网企业的义务，但科技、人文知识分子，也有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耳边，传来马斯克的新消息：“星链计划”刚刚完成了第八次卫星发射任务，马斯克的在轨卫星总数接近500颗。当马斯克完成梦想中的卫星互联网之后，也许，下一个大消息将是月球旅行、火星移民……

“科技向善”何以可能？它寄希望于每一个企业、每一种日常、每一个产品、每一个人;“科技向善”何以可为？它不仅指引着整个国家、丰富着全社会的内心，而且还培养着下一代心向光明、以梦为马的人们。

（本文原载2020年6月5日光明日报客户端，本刊有删节;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院院长）

■观点运用：马斯克创造历史;不屈的英雄;“科技向善”;以真知引领人心;责任与使命;可能与可为;日常，即是恒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