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正是国学的黄昏。

回眸那个全盘西化的时代，我似乎听得见太炎先生于式微之际的呐喊：“夫国学者，国家成立之源泉。”却至多只换来几声讥笑。

我们禁不住要哭泣，国学在那个极端的时代被连根拔起。我们从此找不到来处，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认同，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去体会国学的真谛，需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中，去寻找自己的根。

何谓国学？它并非只是孔孟之道，子曰诗云，之乎者也，更非装神弄鬼，佶屈聱牙，荒诞不经。它是我们的先人在生活中的态度与智慧，意志与精神。

天人合一，可谓是国学之精粹，国学之本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被赋予人的属性；而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又皆是人的映照。于是有《黄帝内经》中，“提挈天地，把握阴阳”的上古真人；于是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君子之美；于是天下以金木水火土为五行，五方列之，五脏归之，五音和之，五色见之。“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以合乎天为最高要求。而天的一切运行变化，则都可以说是应乎人。正是这种天人的联系，赋予了中国先民自然化的生活方式，无我的高雅意趣，乘化而不争的生活态度，尽显超凡之美。而要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自然需要我们拥有求同尚和的思想特质，终成“天下之达道也”。《春秋大义》所言中国人之温良，殆出于此。

变化，是国学的主线。变古语曰易，周易之理，正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的演化发展过程。《汤诰》曰：“惟命不于常。”不常，是先民对世界演化的认知。寻找演化的本原，以及掌握演化的规律，自然成为国学的两项基本任务。儒道法禅，皆致力于斯。于是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化，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之势；于是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治学态度，于是有“见月观指”的公案；于是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戰略理念；于是有“刻舟求剑”的寓言，“世异则备变”的变革思想。其余诸子，或谈天衍，或公孙龙，其思想渊薮，皆不出一个“变”字。对这种变化的深刻理解，于内在展示了中国人的睿智，于外在则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前进性和普适性，能够直面挑战，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变化着的环境，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彰显强大的生命力。

于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基本思想之间寻找到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在演化中合天而动，顺势而为，不违天时，又不断进化，才有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而国学正是中国文明的总和。在这一有机的文明中，这种注重整体与协调、关注系统与变化的思想为中国人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也铸就了中国人的独有秉性和天然优势：中国人曾以强大的演绎分析能力走在世界科学的前列；当“呦呦鹿鸣”自瑞典皇家科学院传遍世界时，中医以其魔力般的效用吸引着世人的眼球；我们也不得不感叹于在中国文化改造下的宗教禅宗竟会变得如此意味深长，蕴藉悠远。也正是这种思想，赋予了中国人独特的气质，一种无论何时都保持着冲和而不失自强，谦恭而不失果毅的强大而有温度的内心。

国学于中国之影响，于此而不止于此。我们今日学习国学，寻找国学，绝非只是去领略古人的良辰好景，风花雪月，大江东去，欢乐趣离别苦；也不是亭台楼阁，金兽瑞脑，细乳分茶，琴棋书画就叫做博古通今。没有生命力与现实意义的学问只会成为古董古玩，甚至埋没于尘埃与废墟。溯源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奔流，学习国学之真义，是要在传统文化中发掘中国人的潜力，去还原千百年前古老华夏焕发出的生机，成为助力今朝中国发展的古老动力。这正是当代大师的终极期望，也是胡适先生整理国故的主要目的。当美美与共的乐章再次奏响，何愁和谐社会不成？当管子的国之四维再次深入人心，何愁法治不兴，国家不宁？当无为而民自化，垂首而天下治的理想成为现实，何愁海不晏河不清？当三纲八目成为每一个人的共识，何愁民族之伟大复兴？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国学持续风行，国学热持续升温，这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宝藏就放在那里，倘若不取，岂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