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我为何选南开大学

作者:未知

【适用话题】成功之道 学会考量 努力行事

作文君: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伯苓校长在1935年开学典礼上,曾发出“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励不少师生投身救国运动。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南开大学考察调研,动情地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南开大学从来不缺少有爱国情怀的人,比如众所周知的叶嘉莹先生。

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回国教书,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来南开教书。

我在海外多年,每当我讲到杜甫的《秋兴八首》第二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这两句诗的时候,内心总是非常感动,几乎要落下泪来。因为那时,我真的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回到故乡。1970年,中国和加拿大正式建交,我开始申请回国。我第一次回国,是在1974年,那时,我非常兴奋,写下了一首长诗《祖国行长歌》。1978年春,听说大专院校复校,我立刻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利用假期自费回国教书。

我之所以要回国教书,是因为诗歌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是带着生命的力量的,给后来的读者甚至听讲者都会有很大的启发和感动,而西方人是没有这种生命的共鸣的。

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李霁野先生邀请我去南开大学教书。李先生是我师长一代的前辈学人,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友,和我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南开中文系为我安排的课每周上两次,每次两小时。上课的地点是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那个时候,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课,我就按照我讲课的习惯“跑野马”,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反应也非常热烈。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从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但只要三月底一停课考试,我马上就回到南开大学教书,至今已经在南开执教有四十年之久。

1993年,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聘请我任所长。最初,研究所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更没有经费,只能借用东艺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工作。后来,温哥华一位爱好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出资为研究所建立了与文学院结合在一起的大楼。我为了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意,也决定把我从国外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捐赠给研究所设立奖学金。

2000年,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夫妇为研究所捐款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近年,沈秉和先生和加拿大华侨刘和人女士分别捐资一百万元,与南开校方合资为我修建了迦陵学舍,我真的很感谢。我不要私人的住房,但我要一个讲学的地方,现在学舍已经建成了,我已经把我所有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中运了回来,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在短暂的余年,把这些录音、录像的资料整理出来。

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愿望,在南开得到实现。

(田宇轩摘自2019年01月18日《今晚报》)

【素材分析】40年前,叶嘉莹缘于对中华诗词的热爱和责任,更缘于故园之思和报国情怀,多方辗转而回国任教,最终情定南开。她无私奉献,多次解囊,笃定传承梦想,倾注生命之爱。“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当四海飘零的游子之意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交织,会产生何等强健的情思经纬;当一颗敏锐的诗人之心与伟大的爱国爱人之心相融,会产生何等强大的精神力量!

【速用名言】

1.人民不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教育理论家 徐特立

2.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分。——教育家 陶行知

【适用话题】爱国 文化传承 中国梦 诗心与初心

(特约教师 周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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