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做一个中国人要比做一个外国人舒服得多。”聊起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已过耄耋之年的孙机总有说不完的话。

作为国内极有影响的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孙机把“认识过去不认识的东西”视作自己的使命。在多数人都把学习西方技术、文化和生活方式视为时尚时，孙机转过头，把古人的生活和生产作为研究对象，辨认残缺的古物，从支离破碎的“老东西”中窥探古人的生活方式。

“除了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有好多比西方先进的发明，比如马镫、船舵、纺车、织布机……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在历史上我们固然也学西方的东西，比如马蹄铁等，但总的来说，在生活方面，中国比西方先进，这是我们的优势项目。”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文化魅力，看到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成就，这或许是孙机写就《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的原因之一。

历史是被关键节点的关键人物改写的，这种历史观放在物质生活上同样适用。孙机在书中提到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张政烺老先生常挂在嘴边的白薯。“历史是不应该忘记陈振龙的名字的”，孙机说，福建设有“先薯祠”，为的是表彰和铭记陈氏一门六代对白薯的推广。中国人口在西汉时就有7000万，到了明末才达到1亿。但美洲的白薯传入中国后，乾隆年间的人口达到2亿。清末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4亿了。吃饱了才能活下来，白薯对中国人口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代中国是尚礼的社会，很多物质为“礼”而生。因此有了精致的祭祀酒杯，有了礼乐，有了繁复的穿戴礼仪。受“礼”的约束，中国人不喜欢西班牙式血腥的斗牛，不像古罗马人热衷于在角斗场疯狂。古代中国人的业余喜好是温和而精致的。他们喜好斗茶，因而创造了花样繁多的泡茶方式和茶壶茶杯。他们用玉佩约束走路的速度，越慢越高贵。于是，玉佩成了身份的象征。这是精神的物化，因为这些物化了的精神，我们依然可以从那些不完整的物件里一窥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古代中国的物质发展是独立的，也是先进于世界的。几千年里，中国的社会是稳定的，朝代的更迭没有断了文化和生产。”孙机说，即便是唐朝300年，外来使节不断，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稀罕物”只流传于宫廷和显贵之间，老百姓依然靠自己的智慧改善生活。

为活得更好而创造，从古至今，这是不变的发展动力。这种创造的欲望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只是，古代中国人更幸运，他们拥有一片富饶的土地，一段稳定又足够漫长的历史。物质在时光中发酵，造就了不朽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編辑：李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