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的烽烟，“八一三”的炮火，抗战时期，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一些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1940年以后，西南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要为吃饭发愁。在文学史家余冠英家的餐桌上，连蚂蚱也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辛酸地说：每到月底都要去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领到薪水，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只能吃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像是过节。

梁实秋在战时写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所谓的“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老舍穿上了斯文扫地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为雪茄。文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时，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不愿从政的胡适做了战时的驻美大使，经济也很拮据，一生大病，住院费就要向朋友借。他的薪水每月540美金，除了自己在美国的开销，还要负担在国内的夫人生活费，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他几乎每封信都要提到钱，很注意节约，衣服不讲究，茶叶不买顶贵的。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当孔祥熙送他一笔钱付医药费，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不会收的，后来退还了。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可是他分文未动，等到卸任时原封缴还国库。

郑振铎一直没有离开上海，坚守在“孤岛”上，一面在暨南大学任教，一面大量收购旧书。当他知道日本人也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更迫切地要抢救、保存本民族的文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他才被迫卸责，过起蛰居生活。他曾写过告别暨南大学的《最后一课》：“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著;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的刺刀，‘引满待发’。”

我常常觉得，正是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如果缺少这些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轮廓，一片森林，大轮廓中模糊的影子会在这些活的细节中渐渐清晰起来，森林里每一棵不同的树、每一棵不一样的草，都会舒展开自己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活的历史，一个更加逼近真实的世界。

（编辑：李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