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

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目标就是赚钱养家，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在赚钱的同时可以陪伴父母子女、生活“自由自在”。

《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一文以“算法”视角推动企业和公众反思，有积极意义，但将外卖小哥的困境简单化为资本与劳动者、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似有偏颇。

必须了解外卖小哥的当下与未来，才能够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当下，骑手这一新职业常常遭遇美化，低门槛、高收入、灵活自由，甚至连政府都在担心，年轻人不去学一技之长只想赚快钱怎么办。

我们所谈的骑手，典型画像是人力资本偏低、家庭背景较弱势的群体。如果没有骑手职业，他们可能在工厂里拿着微薄的工资，可能在离家数千公里的酒店做着服务员，可能在建筑工地追着老板讨薪。但是这些群体得以在网约配送平台找到岗位，“多劳多得”也传递着一种较为积极的价值观。

然而，外卖小哥也需要建立劳动关系。骑手的日常管理由站点负责，排班、考勤是外卖小哥的工作日常——当然，众包骑手的工作状态更加灵活，但是专送骑手占到绝大多数。因此，完全不是外界所想象的，今天想干就干、明天不想干就可以睡懒觉。

虽然低技能门槛常常被作为外卖行业解决就业的优势，但这种标签对外卖小哥的职业发展并不公平，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职业培训和规范管理的必要性。

首先，外卖小哥的工作并非零技术含量。骑手的服务对象既有普通消费者也有餐饮商家，有时还要与保安协商，而且受到时间约束，必须在遵守相关制度的前提下快速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需要调用服务意识、规则意识等情感劳动的技能。这些技能在月嫂、家政人员等职业中得到官方认定，而在骑手职业中却被视作理所应当，带来的后果就是，外卖配送人员的正规职业培训被忽视。

其次，外卖小哥的工作并非无足轻重。恰恰相反，每天成千上万人次的吃饭问题掌握在外卖小哥手里。虽然曾曝出食品安全事件，但是并没有影响外卖配送新业态的整体发展。

灵活就业的另一面是不稳定就业。当前处于骑手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更多情况是骑手炒了企业，而等到行业发展更成熟，一旦出现骑手供大于求，不穩定就业的一面就会凸显。

但是，以年轻人为主的外卖小哥，不愿意面对“不稳定”的一面。绝大多数骑手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主要是为了拿到更多的现金工资。更多的现金工资固然可以满足骑手及其家庭当前的需求，但实际上将骑手推向了更加不稳定的社会边缘。骑手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可能一辈子当骑手”。骑手是青春饭、是体力活、是高危职业，也有一定周期性。在马路上跑多了，就想回归室内，做些安静点的工作，比如做个小买卖、开个小商店，也有的年轻人只想到了回家结婚，再然后呢？没想过。

现身70周年国庆游行方阵的外卖小哥，既是中国速度、中国发展的代表，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多重张力的集中反映。在支持新业态健康发展、保护劳动者权益、提升公共服务、引导青年职业发展等方面，能够做的还有很多。

（摘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腾讯新闻”）

大V时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问题核心不是消费者造成的，本质上是企业在算法设计上的问题，同时对员工关怀方面也出了问题。企业在优化算法时，并没有考虑外卖骑手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考虑现实城市环境的复杂性，而是在一个理想状态下进行优化，优化不是为了骑手更安全，而是让时间压缩，让成本降低，效率提升。

@《新闻1+1》栏目上白岩松表示：我坚决反对加“多等5到10分钟”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平台和监管，不能甩锅给消费者。另外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一旦消费者很温暖，选择了“我可以多等5到10分钟”，外卖小哥就可能先送不选这项的客户，因为人家着急，然后再送给你，最后可能出现越宽容、越温暖的人越吃亏这样一种现象，这不合适。

@人民日报评论：“只能用超速去挽回超时”，外卖骑手的窘境与平台和系统算法迎合消费者、不断压缩配送时间有莫大关系。一定程度上，对交通规则的违反是骑手对系统规则的被动适应。平台逐利无可厚非，但唯利是图、唯快是图绝不可取；技术优化是好事，却不应成为冷漠的压榨工具。为外卖按下减速键，平台责无旁贷，尊重生命、尊重劳动不能停留在口号上，也不应止于组织几场考试、几场培训，而是要从制度设计上更好兼容安全与效率，以人性化举措让系统“活”起来，成为服务骑手的工具而不是沉重枷锁。监管和交管部门也要强化监管和执法力度，避免更多外卖员和交通参与者为超速外卖买单。作为消费者，不妨多几分体谅。各方共同呵护，才能标本兼治，杜绝“以命送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