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纯的成长，是“无问西东”式的——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吴纯说：“我最初的梦想就是能把琴弹好，没有一开始就想要成为钢琴家。我妈跟我说，‘每天进步一点点‘跟昨天的自己比最踏实，我就是这样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把自己的路走好，把一天天的进步做到，梦想就可能成功。”2017年，吴纯作为《朗读者》现场伴奏钢琴家偶然被董卿了解，并最终登上《朗读者》舞台演讲。正式录制时，一个仅仅12分钟的片段，却录了两个半小时，因为董卿光哭花了脸就补妆3次，为此还不断被暂停调整情绪。

（特约教师 李佩胜）

吴纯：1982年出生于武汉，中国唯一获得国际三个博士学位的青年钢琴家，获得十八项国际大奖，被欧洲媒体誉为“闪耀在欧洲的中国钢琴之星”。

我十一岁时父母离异了，我和母亲一起生活。有一次母亲带我到新华书店，给我买了两幅字——一是“坚毅”，一是“自立”。这两幅座右铭一直陪伴着我。在“自立”那幅字下有一句话：“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好，凡事莫存依赖心，以自强自立为本。”母亲希望用简单的语言激发我的能力，让我知道应该承担的责任，我是家庭的一员，就像人字结构，一撇一捺，我和母亲互相支撑。我们在教室住了半年左右，这两幅字就一直陪伴着我们。

我四岁左右时，一位很有心的幼儿园音乐老师通过一个学期的观察，发现我比别人学得快，唱得准。她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有音乐天赋。母亲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借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架电子琴，虽然当时她的工资每个月只有40块钱左右。学了差不多十个月，电子琴老师对母亲说，这个孩子的手特别好，音乐感觉很好，常常超额完成作业，应该去学钢琴。钢琴快5000块钱，在80年代真是一笔巨款。母亲又去借钱，找了很多人。母亲直到现在也不告诉我她是怎么一家一家开口借钱的，但我可以想象有多困难。有一天，钢琴送来了。我当时很小，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钢琴，听着自然、纯净的声音，好像在敲击心灵。我连续弹了两个小时。

对于孩子来说，钢琴最初是一个兴趣，但是之后每天练习，记五线谱，非常枯燥。这时老师的教导和家长的陪伴真的缺一不可。母亲非常用心地記下老师的每一句话，回家后帮我复习，有的放矢。这种陪伴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小孩子。

家里出现变故后，我学琴的压力更大了。最初钢琴不能放进教室，晚上下了课，我去母亲同事家里，他们吃饭，我练琴，练完以后去食堂吃饭，然后带饭回去给母亲。我先写作业，写完作业用收音机听音乐。妈妈吃完饭继续忙，比如焊接。我不会焊，但会帮她插元器件，让她省时间，我也锻炼了动手能力，同时承担了家里的责任。

我们不能一直住在教室里，总要另想办法。母亲就找了许多活儿干。夏天的武汉特别热，差不多40摄氏度。妈妈带着我去采购材料，大概三个小时的路程，转几次公交车，背着二十公斤左右的元器件或者塑胶棒。我虽然小，但能扛起一个袋子。我问母亲，你这么辛苦，老板给你多少钱？母亲说，她没有技术，只能拿劳动力去换钱，拿时间去换钱，拼命地挣很少的钱，她让我好好学习，因为时代在进步，我要成为有本事的人。母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是我的人生榜样。

母亲的一个同事知道我们的境遇后，就提出让我教她七岁多的女儿练琴。我很忐忑，母亲说，你放心，记下老师说的每句话，自己推敲一下，这样既可以温故知新，又可以在教的过程中看到别人的缺点，自己可以规避。然后，我这个小老师就上任了。第一节课我战战兢兢，因为她有点儿顽皮。上了几堂课后，她完全可以坐下来听我说话，慢慢地按照要求规范地完成。一个星期四堂课，我的报酬有100块钱。我拿着钱一路跑，看到妈妈的时候特别高兴，告诉她是我赚的钱，妈妈当时流泪了，说：“我儿子长大了，可以为这个家做更多了。”

那时候我接触最多的是10块钱，印象特别深刻。母亲当时打工，没有时间安排生活，就每天给我10块钱，让我安排。这是一种信任。我常常琢磨怎么分配钱，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中午多一点，晚上少一点。母亲希望我懂得，孩子不只是一个消费者，还可以创造财富。孩子在家庭里有权利，也有义务和责任。

1997年，乌克兰音乐学院的波波娃教授到武汉讲学。她听了我的演奏后觉得我有才华，可以培养。当时我才15岁，妈妈有点不舍得，但她还是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当时在乌克兰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要3000美元。1998年冬天，我妈在机场给了我沉甸甸的3000美元，她说那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她还说，我要做好六年不回家的准备，因为没有钱买机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拖着两个皮箱，背着个背包，拿着个挎包。我不回头，面朝前方挥手告别，我怕一回头两个人哭成泪人。

刚到乌克兰的时候我条件不好，零下25摄氏度，没有热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洗澡，常常感冒。那里天亮得特别晚，又黑得特别早。但是这些不会影响我，我的信念很坚定，我知道自己是来学习的。

到乌克兰的第五天，为了交学费，我把手上的美元换成当地货币。为了换得多一些，我就去了更远、更偏僻的地方。结果我在路上被骗了，1500美元学费全没了。当时我整个人都炸了，身体不断颤抖。我不可能告诉我妈，我只能想办法自己把这件事扛下来。

我先用1500美元生活费交了学费，身上剩下几十美元。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六点音乐学院一开门我就去练琴。有一天，我发现一个老板送牛奶，我就请他把这份工作给我，报酬只要牛奶和面包。俄式面包比较大，切成三份，早中晚各一份，我一天的饭就够了。早上喝牛奶，中午和晚上喝白开水。这样的生活我坚持了一年。此外，我还送过外卖，刷过墙，贴过壁纸，帮过厨，做过配菜，做过家政。反正能做的都做。我每天睡三个小时，而且学琴不能落下，语言不能落下。这份坚毅是母亲给我的。

自从机场一别后，母亲也过得十分艰苦。母亲虽然打了五份工，每天却只能用四块钱生活。她一个人在家不开火，不买柴米油盐，就吃食堂的饭，早上买一个馒头和一碗粥，花一块钱，中午控制在一块五，晚上吃一块钱的面条。当她体检不能抽出静脉血时，她的同事笑话她，说她被儿子吸干了血，她马上否定，说那是她自愿的，是她的责任。她说，一个母亲把孩子带到世界上，不可以让孩子成为社会的垃圾，而是要为社会添砖加瓦。她觉得她必须坚强地活着，成为一个钢铁之躯，不能生病，不能放弃，不能堕落，必须承担起对孩子的责任和义务。

当年我给母亲写了很多信，几千封，为了不超重还写得密密麻麻。她一遍又一遍地读我的信。回国后我才看到那些信纸都被浸湿过，有我的泪，也有母亲的泪。

现在我几乎每场演出都带着母亲。我演奏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献给她的礼物。

（林冬冬摘自《谢谢了，我的家》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