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一旦有合适时机，一旦时机允许，我的母亲就会反复向我讲述村里那些人的事：至少在我听来，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那些短小的叙述，听起来就像“独一无二的事件”——用歌德的句子来说的话。我母亲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过这些。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是她唯一的听众。

其中有一个事件，是这样的。在一个本地的农庄，就在进入山区后不远的地方，一个精神发育迟缓的女孩做着挤奶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人们叫她“傻子”。这个女孩被一个农庄主强奸了，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但是那农庄主的妻子像養自己的孩子那样养大了这个孩子。那女孩，孩子的生母，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小男孩保持距离。于是这个孩子只知道他的母亲是那个农民的妻子。然后有一天，这个男孩还很小，但是已经学会说话了，他在倒刺铁丝网旁边一个人玩耍，结果被铁丝网卡住了。他越是挣扎，越是被缠得紧。他不断叫喊，直到那智障女工，那个傻子女孩听到叫声跑了过来。她立即解开了被缠住的小孩子。当这小孩所以为的他的母亲最终到达，而那个女工已经回到畜棚或者外面牧场上继续干活，小男孩问：“妈妈，为什么这傻女人的手这样柔软？”

在《短信长别》里，这个事件变成了一首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某家酒吧的某个夜晚，一首民谣唱出了这个故事，歌曲每一节的结尾，歌手都感叹道：“那个孩子就是我！那个孩子就是我！”

母亲向我描述的其他事件，大多数都涉及她的直系或旁系亲属，而且主要人物几乎总是她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在“二战”中“为光荣的土地而牺牲了”。让我试着重述这些讲述中的两个片段，它们都很简单，但是对我选择成为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我母亲的弟弟，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发生在两次战争之间，应该是1936年。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破晓前不久，汉斯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入学男生寄宿学校，在西边四十公里的地方。那农场被深沉的寂静笼罩，还有很久才会传来第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叫。而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院子里扫地的声响。这个确实在打扫，而且将要继续打扫院子的人，就是这家里的小儿子，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令他半夜从城里一路回到乡下的，就是思乡的心情。顺带要说一句，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很喜欢学习，但是刚入夜不久，他就从学校一楼窗户爬了出来，沿着那时还没铺上沥青的公路，一口气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没有进屋——尽管门从来不锁——而是拿起了扫帚，开始扫起了院子。在我母亲的讲述中，那天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前一天，而“星期六的惯例是，必须打扫院子”。他扫啊扫啊，直到天已经渐渐亮了，家里有个人——在我想象中应该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让他进了屋。他后来再也没回到男子教会学校。他去了邻近的村子，做了学徒，做木工，或者做橱柜。这个事件，经过一个自然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从我写作一开始，就在我的书里一再地自动浮现——我在叙事上的远行，一个人的征程。

而第二个事件在1943年八月底或者九月初，我母亲的哥哥，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从苏联前线的克里米亚回来休假几个星期。当他下了长途汽车，就碰见了那个地区负责传送战场坏消息的人。这个人正要去村里，为我家人带去消息，说小儿子在冻原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这位传报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见了家族里的一员，于是他觉得自己不必亲自去了。他直接把通知单交给了这位休假士兵。然后，这一幕发生了：格里高尔回到了家，一阵欢笑迎接了他——我母亲年轻时非常善于表达喜悦——关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称“冻原男孩”的死，格里高尔在整个休假期间都没对家里人提一个字。据母亲说，在平时一直是“真正的恋家小孩”的格里高尔在休假时始终躲避着家宅，父母，姐妹，他选择日夜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混迹于附近的村子。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彻底陌生的人面前，他双眼“都哭瞎了”。唉！“他一直哭个不停。他一定一直在哭，从未停下。”直到最后一天，当他要走到车站去坐车，返回战场，他才把阵亡通知单交给妹妹，唯一一个他允许给他送行的人。几个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异乡的泥土里，愿它轻轻将他覆盖”，阵亡通知上是这么写的，后来村子里墓地纪念碑上也刻上了这段话。

如果说我母亲描述的这些微小事件为我几乎持续一生的写作生涯提供了冲动，那么，是艺术作品给了我必不可少的形式、节奏，或者，更严谨地说，为那种冲动的表达提供了振动和光彩。我想到的不只是书，也有绘画、电影（最重要的是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和小津安二郎的“东方片”），还有歌曲（比如说约翰尼·卡什和莱昂纳德·科恩的歌）。然而最初的振动和光彩，并不来自艺术；在我还是孩子时，那让我从头到脚地感到惊惶、震悚的，是斯洛文尼亚斯拉夫的祈祷，我一次次在我出生地附近教堂的罗马式拱门下面听到它们。那些既单调又充满旋律的祷告向天空飞升而去，仍然令已经七十七岁的我感动、惊奇。它们拨动了我写作之路上的琴弦，向我哼鸣华彩乐段，无声地。

几年前，感谢亨利克·易卜生，我去了挪威。我有幸和五六个保镖共度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当时是深夜，我们坐在奥斯陆海滨一家安静的酒吧里。那个男人朗诵了他手机里存着的几首诗，先是用挪威语，然后是用英语朗诵，都是情诗，非常细腻的那种。在随后某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奥斯陆街道上闲逛，看到一家书店灯光照亮的橱窗前有个男人的身影。当我站在他身旁，他转过身来，同时指了指玻璃窗后面的一本书。

“看，那是我第一本书！”他说，“今天出版的！第一天！”这个人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或者能够为“青年”这个词提供教科书般的样本。他很快乐——只有孩子会那样快乐。他散发的快乐，这个写作者，这个创造者，仍然能够温暖我。希望这温暖永不冷却！

（摘自微信公众号“世纪文景”）

【素材运用】无论是“傻子女孩”的不幸遭遇，还是自己兄弟的特别经历，母亲讲的故事都真实而打动人心，使彼得·汉德克生发出“写作的冲动”；而延续这种“冲动”的因素，则来源于他年逾古稀也依然敏感的心与惊奇感。可见，真正的写作应当植根于真实的生活，产自于丰盈的心灵，而不是迷恋于语言的华美和表达的技巧。

【适用话题】生活；写作；影响力；灵感

（特约教师 张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