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在西安灞河溺水身亡，经警方认定，无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2018年1月8日，杨宝德女友发文称杨宝德系因“不堪导师奴役自杀”，文章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

1月17日，有媒体刊登了《寒门博士之死：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要为导师擦车》一文，再次引爆舆论。随后，作家六六在微博转发此文，并评论称：“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装个窗帘、买个菜、打扫个卫生就委屈死了……所谓学习，不仅仅是学课本知识，也是学做人的道理。你伺候伺候老师，那不是应当的吗？”该言论亦引发热议。

1月19日，西安交通大学针对该事件回应称，杨宝德的博士生导师周某确实存在让学生到家里打扫卫生、陪同超市购物、洗车等行为。校方已对周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取消了周某的研究生招生資格。

博士之死背后异化的师生关系

攻读博士本是通向学术和人生下一个高峰的光明大道，对于杨宝德来说，怎么就变成了一条不归路？这个事件虽是极端个案，但导师和学生之间扭曲的师生关系已不是个例。研究生阶段与其他教育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学生的科研和生活都与导师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不知从何时起，很多研究生都习惯性地将导师称为“老板”。“老板”称呼的流行，反映的是导师职业的异化和师生关系的功利化趋势。

导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在学生学业及研究课题上，导师往往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单单以拖延毕业时间、不予发表论文机会、卡奖学金这些，就足以让学生俯首帖耳。对于研究生来说，导师制下，导师的满意度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但不应成为唯一标准。在导师权力无下限的状态下，学生的制衡手段薄弱，就容易变成以师徒之名，行剥削之实。

由于没有畅通的双选机制，学生不敢轻易提出换导师，换导师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时间成本，更不敢轻易向学校投诉导师的不端行为，如果投诉之后学校不处理，那就意味着自己和老师撕破脸皮。能忍则忍，忍忍就过去了，为了自己的前途，受到压榨的研究生练就了一套“忍”功，最终牺牲的是自己的心理健康。无论是性骚扰，还是沦为廉价劳动力，甚至是丧失人格的屈辱压榨，读博都不是以性命或者以忍辱为赌注的一场求学博弈。高校亦不是“法外之地”，导师制下应该给奇葩导师戴上“紧箍咒”，不再给学子的学术生涯或是生命造成伤害。

自杀博士并非死于“不懂事”

杨宝德导师周某的“事迹”被公之于众后，博士们纷纷坐不住了。随手翻翻各大社交平台，博士们痛斥导师的帖子高高垒起，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给导师免费干私活、“劳动力入股”导师开的公司、替导师跑腿拿快递贴发票等，甚至个别“好用”的学生，因为“好用”，被导师变着法子延期毕业。

无良导师们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无良的老板也会觉得让实习生拿外卖天经地义，拿外卖也是教你做人呢。在这种为恶而不自知的氛围里，是非和规矩都很难作数。反倒是导师分分钟都有可能给你穿小鞋，以所谓“师者恩情”相挟持，让反抗的拳头还没打出去就落到了棉花上。深受其害者只能拿鸡汤当补药，用貌似“成年人”、貌似“明智”的方式，在不公平的环境里忍耐和苟且。

杨宝德究竟是不是导师“逼死”的，这可能很难掰扯清楚。但这丝毫不能消解事件的悲剧性。杨宝德把博士学位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几乎找不到退路，天生“学不会拒绝”，也学不会圆润地妥协。他在病态的师生关系里，找不到平衡自洽的途径。他的遭遇，逼迫人们直视习以为常的不公。象牙塔里的恶，往往都很隐蔽，不论是性骚扰，还是主仆一般的师生关系。该动真格了，别“懂事”地让一切都随着争议事件过去。须知过去的事如果就这么让它过去，将来只会越来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