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伊始，有两件事让高校教育界感受沉重。其一是北航畢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女学生；其二是西安交大一博士自溺身亡，报道显示，其导师曾频繁要求他给自己干私活。

　　如何厘清并限定师生的责任权利，是需要总结的教训。但之前并不是没有类似的规定，更需要叩问的是，为什么学生不敢诉诸机制？扳机无人扣动，再好的武器，也无异于废铁。

　　寒门博士杨宝德的悲剧，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但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这些“难兄难弟群”。受“难”者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为什么他们宁可在“难兄难弟”的微信群里吐槽，却没人想诉诸机制？罗茜茜为举报专门成立“水果硬糖群”，但还是有受害者在顾虑重重中选择中途退出。按说，博士是高知精英群体，不乏法治意识，是什么让他（她）们甘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压力首先来自国情。杨宝德等所遭遇的劳力盘剥很普遍，它有“学徒制”的传统惯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基础，又有“老板/雇员制”的现代理念加持。若非特别过分，师生溢出学业契约之间的互助，实是“人情味”的一部分，而且也许有或多或少的传承。是非界限难以区分，举报导师冒着“大逆不道”的道德风险，若不是情非得已，谁愿意举报？

　　其次是未知的后果。举报面临着隐私得不到保护，除非导师被撤销资格，否则师生该如何再次相处？即便“可以”更换导师，但“恶名”已在，是否有导师愿意中途接手，研究方向是否对口等，都是问题。当然，最终还有论文能否通过的风险——就算达到了学院指标，还可以有课题组标准，等等。恐惧也许来自心造的“魔影”，大部分导师固然是好的，但——倘若（难免）情况特殊，又如何切实保护学生？

　　因此，如果不充分体察现实，缺乏独立第三方的评价机制，不构建学生畅通的申诉机制和切实的权利保护机制，精英学生们只能在理论上属于他们的权利面前止步，转而在“难兄难弟群”中相濡以沫，苦苦挣扎。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也许会初步领略犬儒、苟且与权术。苟如此，当非社会之幸。

　　（摘自《新京报》2018年1月22日）

　　【素材运用】不可否认，由于象牙塔与社会有一定的“脱轨”，其运行有塔外的人难以道明的规则——比如可能存在的劳力盘剥、导师权威等。这些“潜规则”有时可能无伤大雅，但有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罗茜茜、杨宝德，以及“难兄难弟群”中的那些精英学子不幸地承受了后者。象牙塔亟待构建独立第三方的评价机制、学生畅通的申诉机制以及切实的权利保护机制。

　　【适用话题】机制；教育维权；师生关系

　　（特约教师李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