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2018年2月6日凌晨于香港逝世，享年101岁。饶宗颐，号选堂，祖籍广东潮州，1917年8月生于广东潮安，家学深厚，自学成才，曾先后执教于无锡国专、华南大学等校。1949年饶宗颐迁居中国香港，曾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其间曾担任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退休，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聘为荣誉教授。其研究领域囊括上古史、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词学、史学、经学、礼乐学、宗教、书画、音乐等，出版著作60余部，通晓英、法、德、日、梵等6门语言。1962年因《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汉学儒莲奖”。
汉学界一直有“北季南饶”“北钱南饶”的说法，将饶宗颐与季羡林、钱锺书齐名，称为大师。从甲骨文到莫高窟，从梵文、希腊楔形文到楚汉简帛，他无一不晓。钱锺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称他为“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称赞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
多维解读
大师的背影，彰显文化自信的力量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大师们无疑是灿烂的群星。古往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而一部文化发展史，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一部文化大师史。文化有如浩瀚的大洋，汇聚了每一代人、每一个人的心力，而文化大师则更像大江大河，集结起涓涓细流，直入东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而中华文化则为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大师们往往历经艰难而百折不回，治学不倦，弦歌不辍，赓续了文化传统，维系着文化命脉。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参详近代以来文化大师们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有着坚定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通。由此而生发的爱国、爱乡之情，使他们尽管处在外患深重、国脉如缕时，也不改初衷，坚信中华有重光之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兴旺，文化必会昌盛。然而，文化昌盛需要时间涵养，更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无私奉献。只有充满文化自信的人，才能无怨无悔地投身于社会建设。“江山代有才人出”，大师已逝，我们不但要珍视他们的学术成果，更要珍惜他们的文化自信，这才是大师们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财富。大师的背影，彰显文化自信的力量。
一生如荷饶宗颐
宗颐，宗法周敦颐。饶宗颐先生曾在受访时说过：“先父为我起名饶宗颐，是让我学周敦颐，周敦颐有一篇《爱莲说》，莲花代表君子，代表高洁。”饶宗颐先生学术广博深厚、人格庄重高洁，完全配得上君子之誉。身为不折不扣的大师，饶宗颐先生却一再谢绝大师称号，就像当年季羡林先生谢绝大师称号一样，可谓谦抑。他还自称“敲了一辈子钟的和尚”，何其低调。
谈到荷花，饶宗颐先生解释还有一层含义，即负荷、担当。饶宗颐先生生于1917年8月，百年已降，岁月峥嵘，这位世纪老人却用生命践行着学术担当。没有“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哪能成就一代宗师？学术深度和广度“洵非一般学者所能意想”的背后，是深沉而强烈的使命感。
有人说，香港只要有饶宗颐，就不会是文化沙漠。饶宗颐先生不只是港人的骄傲，更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以一人之力，“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这一场景完美地展示给世界”，绝非过誉之词。饶宗颐先生的学术世界是辽阔而丰富的，所具有的深远意义也许至今仍需挖掘。
仁者寿，如今饶宗颐先生驾鹤西去，令人不胜悲戚。一生淡泊名利的他需要的不是膜拜，恐怕也不想被消费。读懂先生的人格，传承先生的治学精神，赓续先生的学术风骨，特别是弘扬那种丰沛的使命感，也许是今人所应该努力做到的。
饶宗颐
其人其事
初中未畢业的“旷世奇才”
1917年8月，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州的大富之家，其外祖父为清末进士，父亲饶锷为当地知名的考据学家、工商金融界名流。饶家开有四家钱庄，几代皆为潮州首富。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喜爱西洋建筑的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藏书十万余卷。受父亲影响，饶宗颐时常浸泡在此，读书玩耍之间，文史典籍早已烂熟于心。
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总感觉学校教的“太肤浅”，他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所以这位后来学富五车的汉学大师，实际上竟连初中都没毕业。
饶宗颐人生的第一个导师就是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他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培养了超强的自学能力。虽然再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
以甲骨文研究成名的国学大师
饶宗颐的成名领域为甲骨文。早年他曾作为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助手，做甲骨经文图书记录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许多经文的甲骨书，从此开始对古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并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饶宗颐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因为这部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随着年岁的增长，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中去，人称“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
知识海洋里的“两栖游物”
关于饶宗颐的治学方法，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曾近距离追随饶宗颐17年，让她最难忘的是饶宗颐永远对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颗孩童般的好奇心。“正因为每天有了这一颗好奇心，才让他每天笔耕不辍地写作。”沈建华还介绍，饶宗颐的写作习惯通常是同时写几篇文章，并驾齐驱，比如说上午写甲骨文，到了下午也许写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简帛，遇到问题就放一下，等到把这个问题想通了再继续写。
饶宗颐曾风趣地以“知识海洋里的‘两栖游物’”来形容自己的这种学习和创作状态：“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天地，越是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为了能够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饶宗颐还在40多岁时开始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有“天书”之称的楔形文字。他说：“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罢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强了，几乎吞没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