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流离南迁至云南昆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三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遥遥边陲古城，大师云集，泰斗星聚，极一时人文之盛。在国破山河在的悲情气氛下，众多学人为族群存续文明火种，殚精竭虑，筚路蓝缕。

西南联大没有院墙，大师胸间各藏丘壑。论情操，有南开校长张伯苓，辞让联大校长职位，赴成都另办南开中学；论风骨，有法学家陈序经，抵制陈立夫“院长必须加入国民党”的要求，不惜辞职明志；论情怀，有物理学家吴大猷，化装乞丐到市场捡骨头，为病妻熬汤；而论穷困潦倒不改其狂，恐怕就没人能与《庄子》专家刘文典争锋了。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若专门针对刘文典先生说，或可再添补这样一句：亦有容得下大師大脾气之谓也。

之所以难有人与刘文典比狂，是因为他曾经发飙的对象，是蒋介石。时在1928年，刘先生正代理安徽大学校长。

关于刘蒋冲突，后世诸般演义，版本繁多。论起因，有说刘文典拒称“总司令”只称“蒋先生”而惹恼蒋介石的，有说刘文典坚决反对蒋介石在安大搜捕学潮中左翼学生的。述及冲突过程，就更离谱了，有说蒋介石抽了刘文典两记耳光的，也有说刘文典狠狠回敬了蒋介石两脚的。

总之，各路写家，惟恐冲突不激烈，只怕八卦不刺激，添枝加叶，抹糖点醋，几乎把刘文典塑造成了反抗暴君的英雄。

事实则是，当时，安徽大学隔壁安庆女中校庆演出，众多安大学生淘气跳墙去观赏，一时造成场面混乱，女中方面紧急停电停演。谁知不久，传出消息，说有人趁机侵入女中宿舍欲行不轨。这样的谣言，让安大学生很受伤，大批学生先到女中后抵省府示威，要求女中校长辞职。

当时正巧，蒋介石在省府后院停驻，他派人找来刘文典与女中校长，商议解决办法。不料，刘文典代校长大喇喇排门而入，昂然声明：安大学生全然无错，一切责任尽在女中校长，有什么办法，让他自己去想！说罢，不等蒋介石反应，起身就要告辞。蒋介石大忿，一拍桌子：“看看你的样子，简直像个学阀！”刘文典不客气，马上回敬了一句：“我看你才像个新军阀！”蒋介石一愣，摆头怒吼：“来人哪，把他给我关起来！”

直接冲突，到此为止。

实际上，刘文典并没有被“关”起来。安徽省府方面十分为难，刘先生不过说了句难听话而已，有什么罪呢？可是，又不能全然无视蒋的命令。无奈，只得暂时将刘文典留置省府别院，好吃好住，以待蒋的进一步指令。蒋办完公事离开安庆前，留下一张字条，着一位省府委员看管刘文典。知情者一看不免发噱：谁都知道，这位委员，是刘文典最要好的朋友，莫非蒋总司令是故意的？

刘文典只好继续滞留别院，由这位委员陪吃陪聊。到第十天，从南京又传来一张字条，命令开释刘文典。省府方面找这位委员，要把两份字条共同存档，可委员已不小心把字条弄丢，省府负责人顺水推舟：反正第一张字条是给你的，这张也给你算了，就当你以私人身份完成了一次私人委托的使命吧。

刘文典之狂，天然性格之外，其来有自。他的老师，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当年就曾身挂袁世凯总统颁发的勋章守在中南海新华门前破口大骂袁世凯总统。而且，刘文典对蒋介石不感冒，也有其精准因素：我当年在东京给你的祖师爷孙中山当秘书时，你的开裆裤刚刚脱下来几天？

对于此次冲突，后世多为刘文典不畏权势点赞，殊不知，如此解读，恰恰把方向搞反了。刘文典获释后，悄然离晥北上，重入清华教书。这是一个预兆，至1928年，虽混乱不堪但尚存有限共和自由空间的民国已死，另一个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党国徐徐诞生，从此，不管你是大师小师，在北洋时代曾得到宽容和滋养的狂傲之态，都必须有所收敛了。

如果只看到刘文典的傲骨，却看不到形势与制度的倒退，恐怕就无法理解庄子的那句话：天下无道而圣人出。

事实上，西南联大成立时，刘文典并不在昆明。

1937年，卢沟桥事起，清华南迁，刘先生因家口拖累，滞留北平。说起来，刘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日文水平相当高，如果不是心中常存狂气，没准，他也会和周作人一样，从日本人手里半推半就接下一个事少钱多的差使干。他要是这般落水，那么当初顶撞蒋介石显现出来的狂傲，就只能由佳话沦为笑柄了。

为逃避日本人日甚一日的胁迫，刘文典于1938年春潜离北平，出天津，过香港，经越南，最终抵达云南。当他一头灰土风尘仆仆出现在梅贻琦面前时，险些扑到老校长肩头大放悲声。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狂气最弱、柔情最盛的片刻，实属难得一见。

抗战期间，云南生活艰苦，可有关西南联大师生的奇闻轶事却层出不穷，其中最具画面感的一个，也是刘文典先生领衔主演的。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大家纷纷跑警报，刘文典在人流中一眼看到沈从文，忍不住上前高声质问：“我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跑警报，是为了什么？”

此前，沈从文受聘西南联大教授时，刘文典就非常不满，在校务会议上公开说：“沈从文在北大时，是我的学生，他也能当教授，我岂不是太上教授了？”表面上看，他好像只是在摆老资格，狂得没什么道理，甚至有专挑软柿子捏的嫌疑。弟子不必不如师，难道这样的古训他也不记得了吗？

事实上，让刘文典最不舒服的，是沈从文的作家身份。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向来是刘文典这种研究家公开的声明。因此在他们看来，创作型的朱自清与沈从文等，都不应该往教授队伍里挤。

可是，作为《庄子》专家，刘文典不可能不知道，离开了庄子这位优秀作家，他的研究必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作家与研究家一体双生，这样的道理他懂，只不过，他狂的底气来自于，他们不靠当世的作家赏饭。因此，他最想对沈从文说：如果你真有本事，那就等百年之后，有人靠研究你能吃上一碗饭了，让他们对你表示尊敬吧。

也就是说，刘文典的狂，是狂而不乱，自有其内在秩序，否则，就变成疯了。比如对于陈寅恪这种大学问家，刘文典就从来礼敬有加。他曾公开说，陈先生才是真教授，拿四百大洋月薪理所应当，他自己，拿四十大洋足矣，朱自清呢，只该拿四块大洋，至于沈从文，怕是连四毛都不值。

后世，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称，刘文典先生的狂，是真的。他的狂，在学术意义上，就是把自己的这门学问视为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万一我被日本人炸死了，《庄子》这门学科就没了！”舍我其谁背后，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

狂而不改其气，这是刘文典；苦而不堕其志，这是包括刘文典在内的联大同侪。因此，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办学八年，培养3800名毕业生，其中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171位两院院士，以及百余位著名人文学者。红土高原上茅草屋里的“最穷大学”，却成为了教育史上的一座珠穆朗玛峰，长久地被后人赞美和怀念。

因此，如果说刘文典式的狂傲至少还有三分表演色彩的话，那么保持自由精神做真学问，才是联大众多学人真正的内在秉赋。

比如，同为大师级教授，吴宓先生常常去听刘文典先生的课，总为他新鲜而深刻的内容牢牢吸引。刘先生在台前讲到十分得意处，会突然向坐在最后一排的吴先生发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先生照例站起身，恭恭敬敬地点头作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这种时候，座中青年学生，个个忍不住微笑，一粒粒向自由、向学问的种子，就这样播进了西南联大学子的心田。

（编辑：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