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下的这段名言，用来描述疫情的当下尤为贴切。或许，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这般，城市生活几近停摆，经济发展暂时停滞，消费和娱乐都被迫按下暂停键……自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跟灾难一起被关在了静默中。向外探索的探照灯，关了;内心的眼睛，却开了。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写的那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尤其对于正在精神成长期的90后和00后，这或许是人生的第一次危机时刻（此前遇到的最大危机或许是失恋或考试不及格），可能因此萌生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思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思考的不仅是疫情什么时候结束，还有疫情结束之后怎么办？

“每一次灾难，都应该当作一次警钟，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客观的事实、深度的分析、冷静的理性、认真的态度、激荡的思想。今天，我们在这里记录下这些，希望车水马龙人间烟火依旧，却也希望我们对生命的认识、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因为，痛定思痛，从历史和当下深刻检视、冷静反思、理性思考，这种声音不可或缺——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是具有高度理性自觉从而能不断获得进步动力的民族。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人和人之后的人才有希望，才不会总是踏进同一条悲剧的历史河流。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让灾难不成为单纯的一记阵痛，而是像哲学家尼采说的那般“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这是生命的坚韧，亦是人生的滋味，更是真正推动人们在内心中走出灾难的力量。我们在2020年这个冬天所经历的磨难与起落，我们有责任去面对，不要让后人指责我们没有思考这个时代的真问题。

作家的呼喊

何建明《非典十年祭》：“灾难之后的审视”

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我们不曾作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努力，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有时我想想这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我们的社会应当严肃考虑这些问题。从管理体系到灾难预防能力，从公民意识到灾难资金的投入。但是，非典过去10年，真的有再深思熟虑这些问题吗？——苦难和死亡早晚还会向我们袭来……

——2013年，中国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写下《非典十年祭》。如今，熟悉的一幕真的又到来！疫情爆发以后，何建明在不断反思：“这些年，我们没有改掉身上的顽疾。我们还缺乏对野生动物的尊重。地球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和动植物之间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很强大，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要侵犯、掠夺，我们应当尊重弱者的存在，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帮助我们强大自身。”

池莉：“更为丰富的武汉表情”

病毒已让世界充满了恶，作为人，当以善来抵抗。该是检视自己的时候了。该是抑恶扬善的时候了。每一个人，你做好了自己吗？总之我在努力地做。传染病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传染和病的理解，生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世界也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世界观……如果说六十多天好难过，最难过的在心里。这个时刻，心神稳定是我们的拯救，理性冷静是我们的力量，勇敢顽强是我们的必须，咬牙挺住是我们的本分。这个时刻，我们必须忍住悲伤，克服畏惧，去希望窗外的希望。

——医生，作家，武汉……这些关键词，足以使池莉和武汉一样在这特殊时期被瞩目。围城中的池莉，以她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和细腻真诚具有力量的文字，向读者、向她身边的人，最大限度地传递着善意和温暖，传递战胜疫病的信心与希望。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相信不久的将来，定如池莉的诗歌《人的生活方式》中所写：在那时候/人的眼睛以花辦的形式/面对万物/那时候/花朵将成为人的生活方式。

梁鸿：“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

我一直有一种观念——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全部，每个人的生命中所涉及的时间和情感都是他自己的全部，也是这个时代某一部分的全部。宏大的时代，也由每一个人组成;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侧面。再微小的人也拥有真正的生活，再卑微的人生也会展现生命之光。作家必须警惕的是，巨大的时代很可能会被作为一个借口，对“个人”形成了一種压迫性的力量，使我们失去某种权利或表达的愿望。

在灾难里面，包含着巨大的日常生活的缺失;是灾难的无常，让我们看到了日常的价值。

外部的这些事件或灾难，对我们个人的冲击，不单单是一种悲痛;作为一个普通的生活者，这场灾难会内化到我们思维或思想的链条里。这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悲剧不会被遗忘的重要渠道。

——作家梁鸿最近在写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当疫情到来之后，每天看新闻哭得一塌糊涂。2月2日，粱鸿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今天写不下去了。和灾难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过于轻浮。傍晚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薄雪渐渐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后改变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状。灾难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积累最后变成大的事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是写大的灾难，而是灾难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

观点运用：尊重弱者;与大自然的各种生物和平共处;自省和反思;善意和温暖：信心与希望;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全部……

阅读的力量

媒体人张畅，疫期重读《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普通人的正义”

在这本书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捕捉心灵的常态，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切尔诺贝利对他们而言，不是比喻，不是象征，而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是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他们按下了阻断的按钮，按钮却失灵了，爆炸和核泄露还是发生了。他们，成了第一批遭受烧伤和核辐射的人。

这本书是普通人见证、普通人书写的历史。专栏作家李海鹏为此写下的一段话我特别赞同，他讲了“普通人的正义”这件事：“这个世界需要少数精英守住道德天花板，更需要大多数人守住人性底线。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守住人性底线和职业本能，世界即使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大多数时候，决定我们现实命运走向的，或许是那些把持话语权的体制内的精英，但决定一个社会美德与精神存续的，还是每一个普通人如何守住正义，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做出合乎道理的选择。”

前两天我问陈嘉映老师（国內以思想性著称的学者）：“现在我们如何相信公义？”陈嘉映老师回答道：“我们这个国度，公义难能可贵。让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之处，增添一点点良善与公义，永远不要与不义者共谋。”他接着发来一句，“至少，你可以擦净一片玻璃，让光透进来，倘若你不是光，或者还不敢成为一道光。”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的一个个普通人就是默默擦玻璃的人。有了他们的讲述，有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载，光才能慢慢透进来。

我们既然不能成为光，那就至少擦净一片玻璃吧。

观点运用：相信公义;守住人性底线和职业本能;让光透进来，让自己成为一道光……

学者的反思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冠军：“病毒笼罩之下，人类如何反思自我、约束自我？”

当人们因为疫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自由自在地出门行走、交流时，恰恰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我们也改变了盖亚（根据盖亚假说，地球生物圈具有生命的某些特性），使它不能再自由地行使生命体的能力。人们长期受到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次疫情使人们可以跳出框架，尝试用另一个视角反思自我。

病毒的迭代很快，在新冠疫情面前，人类面对不可抗拒的力量，终于真正低头观察到自己一直以来的行为，才能对自我进行约束和规范责任。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如果人类真的消失了，在漫长宇宙中，也会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是否能有所作为？

学者黄灯：“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

我越来越意识到，在技术的无限可能下，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坚固的经济GDP所制造的都市的繁华，也许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幻影。我们拥有太多的盲点，人类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和自信。在喧嚣炫目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生活？我们到底该如何自处和与他者相处？也许当下能做的，就是建构一种更为健康、理性、简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培养真正适应城市规则的公民。否则，所有人必然共同承受不堪代价。

学者许纪霖：“今天的学校教育到底缺什么？”

我认为，缺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缺的是对人生和生命的深刻理解。因为缺少生命教育，我们塑造出来的年轻一代，很可能到了社会之后，会成为韦伯说的“没有心肝的专家”。对我来说，思考的是需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重点不在“文”，而是“人”。“文”是一套知识系统，而“人”是活生生的生命教育、人道教育和探寻人生终极意义的教育。我在反省，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否过于偏重“文”（知识），而丧失了人（心灵）的维度？如何让年轻一代不再信奉一串串抽象的数字，而是关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与灵魂？

学者谌洪果：“我们有责任为时代事件寻找答案”

人类文明总是在危机中发展的。人的在世存活是不断超越和扩展的过程，这是人的独特性所在。然而，进步不仅是在科技意义上的，更紧迫的是如何针对人类的遭遇进行伦理性的反思。康德说，我们的幸福要配得上我们的道德。套用这句话，我想说：我们应对苦难的方式也要配得上我们人性的高贵。如果没有精神性的改变，一切改变都将不是真正的改变。

每個人都应该问问：当我们在关注疫情时，我们到底是在关注什么？保存生命、活下去，这当然已成为首要的关注。然而，我忧心这种肉身性的关注遮蔽、遗忘了某些更重要的东西。

于我而言，我期待实现美好生活，为此我寻找答案。我们都有责任成为时代事件中寻找答案的人。我期待不管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个体层面，在应对紧急状况时，都能更科学、更理性、把人作为目的。而这是需要文化土壤的长期积淀的，唯此方能从中孕育出自由而坚韧的民族精神。人是有限而尊贵的，我更重视那些亲历者所做的个体生命记录。从时间的维度，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显明。我服膺黑格尔的透彻分析，他让我领悟了“理性的狡计”;更让我明白，历史是大写的精神。

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一定要重视科学教育和科学思维的培养”

作为一个科学家和科普作家，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我们似乎缺乏一种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世界和处理难题的能力。面对复杂世界的一个未知难题，我们倾向于从常识可以理解的角度——情绪、道德、政治、阴谋——去理解它，哪怕我们其实最需要的是科学！

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科学教育和科学思维的培养了，我们更需要把科学思维内化成本能，变成常规思维的一部分。这件事当然很难。科学思维本质上是一个反直觉、反人性的东西，需要长期的训练才能做到轻车熟路，这需要从小进行长期细致的训练。但是如果科学教育和科学思维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未来会遇到更多的麻烦。现代社会的标志，其实就是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已经无法用本能去解决了。

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院士：“日本，戴口罩的民族”

疫情特殊时期，口罩成了普通人抵御病毒的特殊手段。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口罩却是日常装备。用一位日本女孩的话来说，那就是——“没有口罩，怎么出门。”从1918年的世界性大流感，到1923年大地震之后的霍乱以及2009年的大流感，多次惨烈的疫情，逐渐强化了日本人对抗疾病的卫生意识，并将对于病毒的防御，寓于最琐碎的日常观念和行为当中——勤洗手、打疫苗、戴口罩。

在日本，每年流感高发季节几乎所有人都会带上口罩。如果你患有流感而不戴口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会被认为是对别人不负责、给别人添麻烦。日本《朝日新闻》在一次调查中问及“不带口罩将流感传染给别人怎么办”时，两位年轻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如果不小心传染到别人，理论上会羞愧至死。”——日本人的“口罩情结”背后，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一次次伤痛中逐渐建立的公共卫生意识。

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得了流感也不戴口罩？

田伟院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疫情过去，积极戴口罩的公共卫生习惯不应该被忘记。从现在起，全国就应该掀起一场持久的思维革命、习惯革命，希望我们也能尽快成为口罩民族。田伟院士发文感言：戴口罩这件事，真得向日本学学！希望我们能痛定思痛！

观点运用：自我进行约束和规范责任;建构一种更为健康、理性、简朴的生活方式;人文关怀与生命教育;精神性的改变;科学思维的培养;强化公共卫生意识;关于戴口罩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